“無地農民工”：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
基層鄉村幹部分析認為，土地資源不均衡分配目前還不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穩定。當前，幾乎所有的年輕人一畢業就會選擇外出打工，不選擇留在家中種地。沒有土地的年輕農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從農村習俗來看，這些土地不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們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來源保障。所以土地資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為一個顯性問題。但以後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趨勢加劇，則無論是回到農村的“無地農民”，還是留在城市的“無地農民工”，都可能成為不穩定因素。
一些基層幹部和專家認為，從未雨綢繆的角度來看“無地農民工”問題，主要應從三個方面來著手。一是國家有關部門應對這一群體進行完整系統的統計調查，對這一群體在地區分布、大致人數等方面有宏觀的數據掌握，以便對其有宏觀的把握，了解這一人群的動態，從而能有的放矢，進行合理的統籌和管理，這個工作應該說是應對這一問題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對於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現狀進行適當的調節和改革。在不違反大前提、不引發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許部分這類矛盾相對尖銳的地區進行試點改革，探索解決農村土地資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繼續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願留在城市的農民工轉化為市民。在這方面，破除農民工進城務工、定居的戶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壘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進行嘗試性的改革和調整。在城市化過程中，繼續加大中小城鎮的發展非常重要，在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負的情況下，大量移民遷入中小城市將帶來各種資源，並促使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產業和服務多元化、收入和消費升級加快、就業機會更多，單一功能城市逐漸變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漸成長為大都市。江蘇等長三角等地的“新市民”運動可以說是農民市民化的成功嘗試。
舉家外出新農民工漸呈“移民化”傾向
他們不再是遷徙的“候鳥”，他們攜妻拖子，使盡渾身解數，渴望能在城市尋一片遮風避雨屋檐。他們是新生代農民工中的一個典型群體。記者近日調查了解到，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了與父輩們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舉家”外出務工，基本脫離了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對土地依賴性降低，“移民化”傾向日漸明顯。
分城市新生代和農村新生代兩大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認為，根據流動程度大小，可將農民工分為三個群體：第一類是基本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有固定的住所、工作單位，收入相對穩定；第二類是常年在城市打工、同時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比如春節返鄉，他們在城市有相對穩定的職業、收入和居住地；第三類農民工是間歇或季節性在城鎮務工，仍然兼顧農業生產。目前，第二類是農民工的主體，而出生於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第二類農民工的主要組成部分。
據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由於成長經歷和環境的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可分為兩類：第一是在農村出生長大、走出去城市務工的農村新生代農民工；第二是自小跟隨父母一起外出、在城市成長、學習，成人後留在城市務工的城市新生代農民工。農村新生代和城市新生代之間存在差異。相對於農村新生代來說，城市新生代更熟悉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已經產生了疏離感，由於成長環境在城市，他們的參照系是城市同齡人，其不平等感、被剝奪感會強烈一些，心理預期和現實狀況落差較大。農村新生代參照系是農村同齡人，被剝奪感相對較弱。
不管是城市新生代，還是農村新生代，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受教育水平、職業選擇等方面都已經發生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缺少像父輩們對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戀土意識”，由於長期受到外出打工改善生活的觀念影響，對家鄉農村和農業的依戀在減退，不願甚至無法回歸農村。尤其是城市新生代，他們生活方式和習慣已經基本融入城市，雖然明知自己戶口還在農村，但他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成城市人，不再習慣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
22歲的劉坤是安徽阜陽市潁泉區伍明鎮青龍村人。他現在上海市閔行區經營一家漁具店鋪。他10歲時跟著父母來到上海，先是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隨後進入一家職業技術學校。離家10多年來，他回安徽的次數累計只有三四次。“我戶籍還在村裡，但村子位置我已經記不清了，村裡人我認識的人少。我連說話口音都變了，阜陽方言我講不好了。”他說，父母每次催他回老家看看，他都不樂意，不習慣農村烏黑的夜晚和不便的交通。在他周圍還有一些年輕人和他一樣，從小就跟隨父母外出，有的五六歲就到了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