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民在位時曾經想讓李富榮去擔任有職有權的足協主席。他對李富榮說:“你去當那個管理中心的頭兒，但還是總局黨組成員，待遇不變，還是副部級。”為此，袁偉民還專門向上級組織部門請示過。
為什麼我想這個辦法呢？我想我不可能把我的精力重點放在那兒，我知道要搞這個足球不是說一般抓抓就行，非得全身心投入進去，就是這樣也不見得馬上見效。我當時想的是:去專管足球的這個人，行政級別要高一點，得懂競技體育，而且要有影響力、知名度，李富榮在競技體育方面比其他人強，經歷在那兒擺著，這樣說話才有人聽。幾天之後，李富榮跟我說，他不去了！他說“我搞乒乓球這麼久，最後搞足球，弄不好”。
1992年，第二次讓我當足協主席時，我曾想請汪洋來當足協的專職主席―――那是他在安徽銅陵當市長之後。我給安徽省委書記打電話，他說你調他可以，但是他是後備梯隊人員，你們把他提起來，我們就放。我說馬上提起來我沒那個權力，現在想想要是把汪洋調來還真是限制住他發展了―――他曾是全國省市中最年輕的體委主任。
第二個觀點:足球是一個團隊項目，比的是綜合實力，必須選好有駕馭能力、有專長、全面素質又較好的教練。
袁偉民說:足球改革出那麼多問題，要綜合治理，要把水平搞上去、出成績，還有很多難題要解決。足球是集體項目中難度最大的一個項目，指導思想、技術打法、戰略戰術、陣容組合、團隊精神等等，需要教練去把握、去磨合。以前我帶女排也碰到過同樣的問題:6個1相加要大於6，如果小於6、有內耗就不行。足球是11個人的項目，更難。
第三個觀點:必須走自己的路和完善人才體系。
袁偉民認為:中國足球要像中國的乒乓球那樣，走自己的路，而不能今天學前蘇聯、明天學巴西、後天學德國，教練換來換去，沒有延續性。運動員培養沒有自己的體系是成功不了的。
中國競技體育賴以成功的“舉國體制”，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完善人才培養體系，中國足球改革仍應借鑒、完善這種培養體系。
遺憾中的思考
2003年8月28日，袁偉民在中國足球協會會員代表大會上致辭，這幾乎是他以中國足協主席身份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他引用江澤民的“四個一”的思想:下一個決心、定一個十年規劃、提一個目標、一定要把中國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這次講話一年以後，袁偉民從局長位置上卸任了；五年以後，北京奧運會也已開過了。中國的足球又怎樣了呢？作為一個體育管理者，他對於運動項目的思想建設和管理體制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中國足球迅速走上職業化道路的背景下，他深知足球界發生的很多事情已經超越了足球、超越了體育，已經是自己作為一個體育總局局長難以駕馭的了。所以，他內心裡明白:要想實現自己最初對於足球的理想和熱情，已經越來越難了。
在他的心目裡，促進中國體育事業全面發展，在奧運會上為祖國爭光永遠是最高的理想和最高的目標，他深知這才是自己的主戰場，在這種情況下，自己不能也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足球上。所以，他任期內雖然總在關注足球、總懷著一份作為體育總局局長和足協主席的足球情緣，但是在大多數時候，他只能在高處俯視足球，而不能在近處把握足球。也許，這是留在袁偉民半個世界體育生涯中最“心痛”的一頁。他是那麼喜歡足球，至今還打趣地說:“假如當年我沒當排球運動員，而是足球運動員，假如我當年沒當中國女排教練，而是中國足球隊教練，我想我同樣會很自信地認為，中國足球也能打翻身仗！”他認為人種、體能等都不應是借口，關鍵是幹體育任何時候都要充滿自信、勇於拼搏！即便是面對給他帶來諸多難以抹去的遺憾與無奈的中國足球，袁偉民還這樣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