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在兩岸關係上也顯得格外明顯。台灣對於大陸的認同與兩岸互動頻繁增加並沒有正相關的關係，從陳雲林來台遭嗆聲事件，到馬英九執政以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率反而繼續降低，均可以為證。
其次，有關對國家忠誠態度可以轉移看法的批評在於，要從技術、經濟層面的功能合作達到轉移人類效忠對象的目的，實在是很困難。在人民心目中，主權與國家仍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從兩岸的交流也可以清楚的看出，台灣民眾對於“國家”的認知與忠誠並沒有消退，台獨力量也沒有消失而只是暫時蟄伏。在恐懼被經濟統一的心境下，對於“中華民國”的“國家與憲政制度”，儘管它的本質已經有了改變，認同反而更為堅持，對於統一卻更感疑慮。從民調支持終極統一的民眾只剩下16.2%即可以證明。兩岸交流雖然日益頻繁，但是對於大多數台灣人民而言，這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並無不同，正如同台灣與很多國家也有大三通，也有經貿協議。因此，他們支持兩岸經貿密切交流，但是不會願意改變自己的認同對象。
簡單地說，兩岸目前功能性合作與交流固然有助於改善兩岸關係，但是並不能夠有效地解決兩岸在認同上的分歧。其間變數太多，也不能確保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因此，我們必須再想想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可以參考。
歐洲的經驗智慧：用共同體方式推動統合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一直在思考如何為未來的歐洲創造出永久的和平與發展。當時有兩個想法，第一、機械式的統合，即仿效美國，成立一個由歐洲現有國家所成立的歐洲合眾國，讓歐洲合眾國成為未來“歐洲的祖國”，歐洲自然永久和平。這個想法為聯邦制的統合方式，但是已經享有數百年的歐洲主權國家，還沒有準備放出自己的主權，因此歐洲聯邦的構想也就胎死腹中。第二、功能性的統合，即採取功能主義的邏輯，歐洲國家開始透過功能性的合作，讓彼此共存共榮，透過功能性的合作，讓各個主權國家自動失去其政治影響力，最後達到歐洲的永久和平。不過，歐洲的菁英們很清楚地瞭解到，功能性的合作並不能解決主權問題的爭議，只要某一國家基於國家利益阻礙合作，合作就會結束，因此，他們認為僅是功能性的合作是不夠的。歐洲菁英因此在戰後一開始就否決了單獨採行兩岸現在的方案，而是將兩者合而為一。
在要討論歐洲統合時，容先解釋一下，為何用“統合”而不用“整合”一詞的理由。
Integration與Community是討論兩岸關係與區域主義經常使用的英文字，Integration有譯為“整合”或“統合”，大陸的翻譯為“一體化”；Community可譯為“社區”、“社群”與“共同體”。精確的譯名可以反應出對於事務的描繪，因此，在有關社會、文化、經濟等“社群”的結合，可以稱之為“整合”，但是如果已有超兩岸機構、兩岸共同政策的出現時，則宜譯名為“統合”。基本上“統合”與“共同體”屬於一類，“整合”與“社群”屬於另一類。
因此，我們稱歐洲統合，而不稱歐洲整合，因為一開始，歐洲共同體即以超國家與跨國家的組織出現，屬於“共同體”的性質。而其他國際組織，如東協（ASEAN）、亞太經合會（APEC）、“東協加一”與“東協加三”目前均仍然處於“社群”的“整合”階段，談不上有“統合”行為，也還沒有形成一個“共同體”。
從以上的定義來看，隨著兩岸人民的密切往返互動、經濟貿易金融的快速流動，兩岸在社會經濟事務上早已“整合”，也已形成一個兩岸的“社群”，但是由於並沒有“超兩岸機制”（類似歐盟的執委會、議會、司法）與“超兩岸政策”（類似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單一市場、歐元……等），兩岸還沒有進入“統合”階段。
再回歸主題。理論本身有排它性，但是實踐卻是可以綜合各理論之所長。戰後的歐洲菁英並沒有在“機械式統合”或“功能性統合”兩者中選擇一個，而是取兩者之長。歐洲創造了另一種新的政治聯合體，即“歐洲共同體”。推動的代表人物是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和外交家莫內（Jean Monnet），這位不論是被稱之為“歐洲榮譽公民”、“歐洲第一公民”或是“歐洲之父”的先驅者，他對於歐洲統合的影響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在信仰上，他是個聯邦主義者，但是在實踐上，他卻是個功能主義者。1950年5月，他與當時的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建議各國將煤鋼工業的權力交託給一個獨立權力機構，成立一個歐洲煤鋼共同市場。法、德、意、荷、比、盧六個國家於1951年簽訂了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的條約。在歐洲煤鋼共同體順利運作的鼓舞下，1957年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
歐洲從此進入了統合的軌跡，一連串的共同體政策與條約，讓歐洲共同體逐漸分享每個成員國的主權權力。經由歐洲共同體，歐洲人重新凝聚專屬歐洲人認同。在民族與制度上，認同幾乎沒有差別，在國家認同上，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祖國認同，但是他們也接受了同屬歐盟的“國族認同”。
理論的探索：透過統合與共同體強化認同
歷史的發展並不是依照人類發展出來的理論行進，相反的，理論往往是在檢視歷史發展中所得到的結論。歐洲統合中的新功能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誕生。從新功能主義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統合經驗可以為兩岸帶來甚麼樣的啟示。
新功能主義與功能主義一樣，都強調功能性合作的重要。與功能主義只強調技術性的合作不同，新功能主義者更強調政治性合作與主導的重要與不可或缺性。在新功能主義者看來，功能主義集中在技術性、無爭議性的事務，是無法有效達到統合的目的。新功能主義也認為，行為者會逐漸政治化。開始時各行為者會在若干技術性或不會引起爭論的範疇內進行合作，但日後他們逐漸發現，唯有將較多的權威讓與集體決策機構，或向其他相關功能領域擴大其合作範圍，才能達到他們所想要設定的目標。所以當合作範圍日益擴大，在國家主權與超國家決策之間的選擇日益明顯時，原始的合作也就逐漸向具爭議性的部門進行。這種行為者“逐漸政治化”的發展，使得原來只是在經濟部門的統合，提升到政治方面的統合。
統合經由學習、擴溢（spill-over）與效忠轉移（loyalty transferring）三個階段。擴溢的概念類似於學習，但是也是學習的結果，強調一個功能部門向另一個功能部門的擴散。
在統合的過程方面，功能的“擴溢”是新功能主義的核心觀念。在觀察煤鋼共同體時可以發現，歐洲菁英最初對共同體支持者不多，但在從煤鋼共同體中獲得好處的經驗，使得他們願意支持歐洲其他方面的統合，而讓“統合部門的擴張邏輯”（the expansive logic of sector integration）產生。這種“擴溢”的效果就是功能合作所產生的結果，一方面是菁英分子經過學習過程，瞭解功能合作的益處，修正了觀念與行為；另一方面是功能合作使得資源與利益重新得到了分配。
總結來說，統合的過程是首先從功能性部門的合作開始，然後它會逐漸擴溢至其他相關部門，其間透過跨國家或超國家機制的運作，最後擴展至政治性較高的部門。新功能主義則是針對功能主義的自動外溢（automatic spillover）的核心概念提出修正，新功能主義認為外溢的功能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其需要一些條件（例如政治菁英對於整合利益的認知，國際壓力等），甚至需要一些政治性條件的配合（例如主權問題的妥協）才可能向政治性較高部門外溢，否則甚至會產生溢回（spill-back）的情形。當然，如果碰到政治菁英刻意杯葛，統合更會溢回。
從新功能主義的理論中，可以得到若干結論。第一、學習效果。任何功能性的合作本身都是一個學習過程，透過彼此的學習，大家可以瞭解到合作所帶給彼此的利益。合作本身也是一種認同的建構過程，透過合作，彼此學習認識與瞭解對方，而減少對彼此的排斥，為共同認同奠定基礎。
第二、要啟動共同體機制性的合作。合作最好是透過一個固定的常設機制運作，這也是莫內所強調的。莫內非常強調建立“超國家機制”的重要，他認為“歐洲的聯合不能僅是建立在善良願望的基礎上，還必須制定各種規章，……我們應留給後人的是一些組織機構，組織機構的生命力比個人的生命力加起來要大得多。這些機構若能好好地建立起來，就必可集人類智慧的大成，世代相傳，永無窮盡”（孫慧雙譯，《歐洲第一公民：讓.莫內回憶錄》，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447頁）。機構會累積共同的經驗，而變得愈來愈有智慧，機構一經建立就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是一般只能產生形而上影響的理念或個人善意所無法相比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歐洲和平談了好幾個世紀，其間有國家與國家的合作，也有領導人的合作，但是一直到1950年代建立了歐洲共同體的具體架構時，才真正為日後歐洲統合打下了基礎。機構的成立對歐洲統合的發展是絕對深遠的。這一點對於兩岸有著更大的啟示，如果兩岸的合作只是建立在領導人的善意或政黨的合作，這是不夠的，必須要創造兩岸共有的機制，當它有了生命力以後，它會自動發展，並使兩岸關係往不可逆轉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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