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要溝通兩個社會，也就是大使面向駐在國社會，溝通的是整個社會，要整個社會來了解他所代表的國家。因而大使工作的足跡和活動範圍就要大大擴大。在我擔任大使的時候就已經是這樣的，大使的職能是綜合的。在現在的外交活動中，純政治的外交，沒有以前那麼多了。很多外交活動滲透到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科技以及全球共同性問題，如能源、氣候、傳染病防治，等等。所以業務範圍也比以前大很多，這對大使的要求就更高了。大使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是一種復合型的、多功能的角色。
21世紀以來，中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日益凸顯。這個角色說得大膽些，可以說是“中流砥柱”，在國際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前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大使(現任外交部副部長)告訴過我:現在中國的大使出現在聯合國的大廳，就會吸引很多記者。遇到國際上發生一個大的問題，中國的態度非常引人注目。這種被重視的態度和前20年不可同日而語。現在所有處理國際事務的重要平台，都有中國的聲音。如果中國不參與，很多國際問題就真的解決不了。
低潮時期出使美國感觸多
我出任駐美大使的印象最深的事情，實際不僅是一個事情，而是我整個駐美期間，中美關係是從低潮走到高潮。對於這件事情，我覺得印象非常深。
我到美國出任大使的時候，正是中美關係動蕩起伏的階段。而且當時的克林頓政府，揚言要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批評老布什對中國太軟，強調要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施加壓力，再加上與最惠國待遇掛鉤，所以一開始應該講就處於一個很困難的環境下。經過一年把人權問題與最惠國待遇掛鉤，向中國施加壓力，結果遭到失敗，美國放棄了這一政策。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取得了勝利。
然後到了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到康奈爾大學，這樣一來又使中美關係一落千丈，形成了更加緊張的局面，中國政府作出強烈反應，給予堅決反擊。經過這兩個大的波折以後，克林頓政府逐漸知道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克林頓第二個任期開始，就採取了比較認真地和中國接觸的政策，這體現在他首先願意解決兩國元首互訪的問題，同時達成協定，他在1995年邀請江澤民主席訪美，克林頓在1996年訪華。這樣就使得1989年後中美兩國元首8年沒有互訪的狀態得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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