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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基本還有潛在的中國情結 |
因此，除非陸方鬆化其“一國”之條件，承認“中華民國”的相當實體性，並協助提供台方最在意的國際空間及地位之保障，才有可能換取台方在“主權”上一定程度的妥協。老子“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辯証道理，恰適用於此。唯有如此，上述陸方的領土意識和台方的“主權”意識之衝突，才有可能化解，雙方才有可能在營造“國家認同”的政治工程上步入正軌。
另外，政治之所以要協商，在為求和平，離戰爭；和平則須以對方的意願為大前提。有鑑於台方對陸方根深蒂固的疏離心態，和平的方法當不必然、甚至是不會營造出統一的目標。例如兩德之所以能有和平又完整的統一，無非有賴東德對西德的全面臣服，實非當今兩岸情況可比。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三十年前提出的不變最高方針，但可變的是如何對之加以詮釋和付予執行的方法。總結此方針三十年來之未有進展，不容否認，其方法實有必要與時俱進。
再者，爭議必不因被擱置而除，反有可能因而更加複雜和深化。若僵局一邊不先讓步，另邊之反應必乃以拖待變。馬英九對“中華民國主權”的堅定立場既有來自綠營的壓力，也有他自發的因素，即便其連任後，可變的成數不大；則突破點即端看大陸胡溫後期、及隨後上任的50甚或60後的領導班子，能否在這政治問題上拿出大魄力來重新擘劃。
馬英九因素
馬英九上任已年餘，除了在本較簡單及迫切的直航相關之事務性問題上稍呈進展，經濟性協定尚被延宕，和平協定猶未有譜，遑論遲早必不可免的政治協商。
馬英九除因其本人的局限性之外，更將因連任勝算在望，下次大選在兩岸政治性問題上當會採持較保守的姿態，以免節外生枝，他確也已一再表態兩岸之進入政治性議題的協商最快也將是他連任後之事。因此，兩岸政治協商的視窗期當落在未來三至七年間，恰正遇上胡溫的換屆。
故陸方目前對推進兩岸政治協商一事較有急迫感，有意立將政治性的和平協定列入議程。但陸方當局如何令使台方馬當局也有如此之緊迫感？又究有何腹案？無他，陸方令馬成就其政績，首先有必要正面及明確回應馬英九一貫堅持之“九二共識”下的“一中各表”，並且須是可以反映到國際外交的現實操作層面上的提法。世衛納台觀察是好起端，其他可沿例乃至更升級的突破作法尚多。
馬英九作為當今台方之主政者，在兩岸關係現階段之發展有其重要性，他的主觀意圖和他對客觀形勢的掌握，都應納入考慮。
馬作為典型之外省第二代固有中國情結，但有反共包袱，再加上有必須溶入台本省人主流的強烈其想法，他奉行所謂之“新台灣人主義”，是死也要成為“台灣灰”，其維護台主體性及“中華民國主權”的決心應不容置疑。他迄今長年刻意不踏足內地此事實也可說明他內中對陸方的極嚴肅和複雜性，台方誰都可去大陸，唯他不能。他雖不是冥頑之人，但中原之行必非輕舉。馬接任國民黨主席，不惜削弱國共論壇的勢頭和功能，非純屬無意之後果。
倘陸方未能充分掌握馬英九的狀況，不能乘馬英九現任或連任期內對台發揮政治大作為，則兩岸維持現狀，基本就等同默認目前馬英九所謂之“不統不獨不武”的立場。馬曾明言此“三不”並不排除終統的可能，按此邏輯，同樣也不能排除終獨和終武的可能，都有違陸方迄今所堅持的和平統一的大目標 。
在如此之現狀上原地踏步，尤其會為台方在後馬時代的內部政治統獨版圖，留下不良影響。馬英九基本還有潛在的中國情結，尚且不足成事，則何求其下代接班人。時間荒廢愈久，則兩岸的和平局面非無一夕改觀之可能。
歷史不留白
二十年在歷史而言是轉眼即過，但在政治卻足可決定成敗，如當年抗戰後不出五年國共即已全盤易位。但與其時相比，當今年代最大之變化在和平遠重過戰爭，兩岸關係尤其不以動武為常態。若此，則兩岸雙方非大變思維不足整合兩岸長存的政治矛盾。然就可變性之維度及迴旋空間而言，陸方當遠大過台方，主動權當也在陸方，陸方自有首責妥善規劃及部署。捨此之外，陸方為爭取台方人心，實亦不能完全缺席於台方內部在相關兩岸議題上之輿論形成的過程。陸方在積極和台各方面人士接觸交流之時，固不宜激化台綠營之趨極端傾向，然為長遠計，也應著眼助長台內部具有成長空間的親陸意見和勢力，望其日後可形成一定之氣侯，有利於兩岸的終極統合。
然委實而論，“和平統一”在史上顯是較少之例；但史書對“澶淵之盟”之成就卻素有美談，宋遼二方各相讓步而換得雙方百年之好，對今台海相隔之兩岸非無大可借鏡處。
為政在人，世事固難料，但人定可勝天。下二十年內兩岸可否轉分為合？合則是文收或武統？分則是維持一種、穩定或不穩定、而略似中史上的小型南北朝格局？我輩固不能預知，歷史巨人卻終可見證之。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9月號，總第14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