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4日電／資深評論員周八駿今天在文匯報撰文說，倘若特區政府真重視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那麼，特區政府統計處所揭示的香港知識產業與發達國家的顯著差距應當在3年半前就敲響了警鐘。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2年了。特區從第一屆政府開始談論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也12年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有幾個“12年”？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還要拖延多久？
董建華先生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2005年施政報告《合力發展經濟 共建和諧社會》中，有12處提及香港正在進行“經濟轉型”；有4處提及“知識經濟”，其中，87段明確指出：“我們的目標，是在鞏固支柱產業的同時，營造有利的社會環境，培養和吸引具備多種才藝的複合型人才，促進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引導香港轉向知識經濟，帶動持續繁榮和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然而，曾蔭權先生接任行政長官後，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2005-06年施政報告《強政勵治 福為民開》中，僅92段提及：“為了確保香港整體人口素質能夠適應未來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我們需要落實全面的人口政策。”嗣後，他在2006至07年施政報告《以民為本 務實進取》、2007至08年施政報告《香港新方向》和2008至09年施政報告《迎接新挑戰》中，都不再提“知識經濟”。而且，其2006-07年施政報告僅在9段籠統提“面對經濟轉型”。
知識經濟轉型未再提及
2007-08年施政報告是曾蔭權連任行政長官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旨在展示其未來5年任期的“雄圖大略”。為此，他提出來所謂“進步發展觀”，提出來“十大基建項目”，但就是不涉及香港經濟轉型和知識經濟。惟一提及的是“廣東省經濟轉型”，即114段之“（二）粵港合作：我會致力加強粵港合作，尋求雙贏，為廣東省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供服務，並且加強雙方在基建與環保工作上的合作。”
曾蔭權在其2008-09年施政報告《迎接新挑戰》中，僅130段談到：“在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競選宣言》中，我表達了對香港社會核心價值的看法。當時我這樣說：‘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香港面對經濟轉型，社會浮現各種意見和利益的矛盾關係，我認為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關係，香港才能踏上新台階，走向新時代。’”
人們是否應當這樣理解：在香港正處於向知識經濟轉型問題上，曾先生是“蕭規曹隨”與董先生一脈相承，因而他不必在其施政報告中如其前任般一再宣示？
如真是這樣，曾蔭權先生應當在其擔任行政長官一開始亦即4年前，就“繼往開來”為推動香港拓展“知識產業”（按：亦即特區政府統計處所稱“知識型行業”）而下功夫。
儘管“知識經濟”是人類正在進入的新經濟社會形態，換言之，人類尚處於知識經濟的“初級階段”，但是，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提供的關於“知識產業”的統計分類已為國際社會所公認。
2003年2月22日，我在《大公報》發表《轉型須以知識經濟為目標》，建議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參照經合組織的統計分類來編制關於香港GDP中知識經濟比重的統計，以便香港社會各界通過國際比較來明白香港經濟發展程度和進一步奮鬥的目標。
港知識產業與發達國家差距甚大
2005年底，特區政府統計處出版《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年版》（Hong Kong as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 Statistical Perspective 2005 Edition）。統計處長馮興宏在序言中說得好：“本刊的出版，標誌本處發展知識型經濟指標的開始，從知識型經濟的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發展情況。”“準確和及時的統計數據對明智的決策非常重要。這些統計數字對於幫助政府發展香港為成熟的知識型經濟，亦起重要的作用。”
值得重視的是，《香港——知識型經濟統計透視2005年版》之圖4.13“知識型行業的增加值相對於以要素成本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顯示，香港的“高科技行業，中高科技行業，通訊業、金融、保險業，商用服務業（不包括地產服務）”等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1998至2003年在18.2%（1998年）至20.4%（2000年）之間起伏，2003年為19.9%。相對於美國等發達國家已超過或接近50%的“門檻”，真正難望其項背。
倘若特區政府真重視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那麼，特區政府統計處所揭示的香港知識產業與發達國家的顯著差距應當在3年半前就敲響了警鐘；行政長官應當在3年多前就著手制定政策措施來推動香港盡快拓展知識產業，而不是等到2009年4月初才組織經濟機遇委員會來討論所謂具優勢的六大產業，才在6月22日把這六大產業與香港發展“知識型經濟”扯上關係。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2年了。特區從第一屆政府開始談論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也12年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有幾個“12年”？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還要拖延多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