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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偉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不過，由於這是該機制的首次對話，不要期待每個問題都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
中評社北京7月23日電／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
2009年07月23日 07:11:12 來源：中國青年報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
——專訪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
沈大偉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他的辦公室裡。 記者 楊麗明攝
7月27日至28日，首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中美將就“事關兩國長遠戰略利益的重大安全和經濟問題進行全面對話”。這是奧巴馬時代中美高層對話的新機制。
在世界金融危機肆虐、地區和全球面臨新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背景下，兩大“具有全球領導性影響”的國家進行全面對話，所受的關注度是空前的。這一對話機制“新”在什麼地方？奧巴馬上臺後，美國究竟是怎麼看待與中國關係的？
中國青年報報道，美國當地時間21日，該報記者對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進行了專訪。沈大偉是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現任職喬治.華盛頓大學伊利奧特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政策項目主任，還擔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項目客座高級研究員。曾擔任《中國季刊》主編，並主持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亞洲計劃。他還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國際戰略研究所、世界經濟論壇、國際政策太平洋委員會、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協會以及其他公共政策和學術組織的委員。在奧巴馬提名亨茨曼擔任新任駐華大使之前，沈大偉曾是候選人之一。他將從下半年開始在中國社科院擔任交流學者。
沈大偉認為，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奧巴馬上任以後中美之間啟動的一種新的高層對話機制。“新”體現在兩個方面：形式“新穎”；雙方將討論的議題切合國際新形勢。
他認為，形式的“新穎”體現在此次對話把“戰略”及“經濟”兩大方面的議題“合二為一”，囊括在同一個機制下。在具體的對話過程中，又將這個對話“一分為二”，一條主線，兩條平行的對話渠道：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共同主持戰略對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共同主持經濟對話。
而且，這一對話比以前的“戰略對話”機制規模更大、涉及兩國部委更多。本國內部與兩國之間不同的部委的交叉協調，需要更加有效的“官僚統籌”。有的議題，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議題，涉及兩國的部委是多元的和交叉的，把這些相關部門都統籌到一個機制下進行協調，將會更有效率。
沈大偉說，在戰略對話方面，按照奧巴馬政府的最新思想，中美之間目前有四大戰略性的合作議題：氣候變化、能源合作、全球金融危機和軍控。沈大偉認為，此次對話，排在議事日程最前列的應該是上述四大戰略議題中的前三項。雙方在軍控方面的合作尚沒有實質性的打算。
在奧巴馬的國內改革日程表上，推動美國“潔凈能源與安全”改革是其任內最重視的工作之一，他的這一內政重點反映在外交上，就是與中國這一“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在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上進行合作。在這一點上，早在希拉里訪華期間就已經定了調：中美是世界兩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將把加強與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作為外交重點之一。
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問題上，沈大偉認為，雙方將就各自最新的進展進行溝通。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雙方都已經出臺了一整套經濟振興計劃。從目前來看，中國的振興計劃是有效的，但美國方面的效果還有待觀察。
除了這些戰略性議題之外，雙方還將就一些國際問題進行交流，比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等。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需要中國的支援和合作。在經濟層面，雙方將在宏觀經濟形勢、（美方的）貿易逆差、匯率、知識產權等方面交換意見。
沈大偉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有一個“長長的議題清單”，不過，由於這是該機制的首次對話，不要期待每個問題都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他認為，雙方就那麼多戰略和經濟議題進行如此高層次的對話，“這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結果”。
沈大偉認為，如果說布什政府將中國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打了個問號的話，那麼，奧巴馬政府則在這個表述後面打了個肯定的感嘆號。
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上任後首次出訪就到了中國；中美開啟戰略與經濟對話；下半年兩國元首還有可能進行互訪……這些都是美國重視中美關係的積極信號。
與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在奧巴馬政府更強調的所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方面，中國承擔的是“全球性責任”。中國與美國是世界上兩大具有“領導力”的力量，中美雙方不僅在雙邊問題上要加強合作，更要在地區及全球問題上加強合作。
不過，沈大偉不認同“G2”這個提法。他不認為僅憑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就能夠“治理全球”，應對全球事務。他說，這種提法“很不現實”，“中美還需要其他全球夥伴”。
沈大偉用兩個“I”來形容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相互依存”指的是，中美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在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各個方面都互有需求，合作共贏。所謂“制度化”，則不僅指中美雙方高層的對話和合作，還包括雙方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很快就要舉行的跨部門、跨領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就是雙方合作“制度化”一個很好的例證。
沈大偉說，中美之間目前已經有60多個對話機制，共達成過200多項協議，這種通暢的“制度化”，構成了中美之間穩定合作的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