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氣在一點一點的恢復，速度好像比老牛拉破車還要慢一些。這是他的比喻，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一種焦急、一種期待。今年3月，公司接到的訂單開始增多了，終於可以加班了。不過，這個時候的加班是輪流制，大家輪換著來，“加班已經變成了一種恩惠”。
公司召開員工大會，老板放出話來，“在公司沒有什麼工作的時候，有想到社會上再打一份工的人，公司可以幫助你介紹。這也算是公司對沒有加班費的一種補償吧。”
當然，他絕對沒有想到，當他舉起手來提出希望到社會上打一份工後，公司首先幫助他介紹的是一份周末、周日的搬家工。沉重的冰箱、電視、書櫃、大床等，都要能夠一個人背起來就走，而且常常是不能利用電梯，走樓梯上上下下。“有一次，我背著冰箱，從樓梯上到五樓的時候，眼冒金星，最後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就這樣，我醒後還得叮囑其他搬家工，回去後不要對公司負責人講，因為這份工作也是得來不易的。”說到這裡，他的眼眶濕潤了。
伴隨著景氣低迷，公司裡面沒有加班了，每月的收入少了七、八萬日元。但是，家裡的大兒子正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小兒子明年也要考中學了，同時嚷著要像哥哥一樣，也進私立中學讀書。“孩子們爭氣，要讀書，要讀好學校，當老爸的能說‘沒錢，去讀公立學校吧’，這話說不出口啊！有什麼辦法呢，幹吧！”這就是他的心情。
擔心自己的身體頂不住，他就想再找一份稍微輕鬆一點的工作。想來想去，他又回到自己留學生時代曾經打工的情人旅館，也算是舊地重游吧。還好，這家位於繁華街市澀穀的情人旅館，主人雖老還在，對他依然熱情，給了他一份清掃工。聽說他在星期六、星期天還在打搬家工，就勸他辭掉，到這裡來打工。“這位老主人對我真的是不錯，誇我是一個優秀的留學生，是一個優秀的中國人，經常自己掏腰包給我買晚飯，星期六晚上還允許我睡在旅館裡面，這樣，我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會兒，幹到星期天晚上再回家。人家這樣對待我，我能不給人家好好幹嘛，說實話，我現在的勞動強度也不比搬家工差多少。”就這樣，每小時1020日元的工資，一個月也可以拿到八、九萬日元，還真的和過去的加班費差不多了呢。
“我跟您說一句實話，晚上在這個情人旅館幹清掃工的一共有4個人，其中還有兩人和我一樣，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的。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日本人！”他的這番話，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應？還是比較後的一種寬慰？記者難以下結論。
採訪即將結束時，他告訴記者，“最後，我想對對您說，我有不少在日本公司裡面工作的中國人朋友。我知道，他們當中不少人現在也在做副業。當然，有的是在當家庭教師，有的是晚上到24小時便利店打工，有的是到拉面店打工。想想這些，我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了。只是，這場經濟危機什麼時候能夠結束呢？”
其實，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應該過分拘泥於國籍。記者看到過一家人才服務公司今年3月對日本公司22歲到39歲的員工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受訪者中30.8%回答“幹過副業”。2007年，該公司對40歲的日本公司員工也做個一項相同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中只有17.1%的人回答“幹過副業”。這就是經濟形勢變化後帶來的變化。據調查，幹副業的員工，每月平均多收入4萬2千日元，他們當中29.6%的人把這種收入用於家庭生活費。
在日本，華人員工“副業”忙。這既是為了渡過經濟危機，也是為生存和發展，是為了孩子，更是為了未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