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8日電／新京報今天社論說，鄧玉嬌案本月16日一審完畢，法院判定鄧玉嬌故意傷害罪成立，綜合考慮該案具體情節，對鄧玉嬌免于刑事處罰。由於鄧放棄了上訴，若檢方不抗訴的話，此判決便是終審判決。在當下中國，此判決對鄧玉嬌及其家人來說，算一個相當理想的結果。但若放在更高的層面去分析，比如真相到底如何？此量刑是否適當？許多人可能仍然不滿意。案件的審判，是否真的體現了法治精神，此個案對司法公正、社會正義是否有制度上的促進意義，但對鄧玉嬌來說，這個一夜成名的女孩子，無法承受如此重大的命題。
其實，鄧案發生後，公眾更為關心的是過程。是這個案件發生的過程，發生後民意和官方意志交錯演進的過程，然而，恰恰是這些過程，被刻意淡化了。由此，人們對鄧玉嬌個人獲得法律上的自由表示欣感之餘，不免還有些憂慮。
社論指，在此案審結後，其實有一個人不應該被忘記，那就是被鄧玉嬌刺死的鄧貴大。或許公眾略帶情緒地評價，可說他咎由自取，但超越道德評價的層面，他完全和鄧玉嬌一樣，只是這個悲劇的男女主角而已。談論他該不該死已不重要，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個頂職進鄉政府熬了十幾年才混到科員級的芝麻官，如何和他同鄉同族的女子鄧玉嬌，成為利刃相搏的敵人。在一個鄉鎮範圍內的熟人社會里，這樣的對壘是少見的———即使是古代那些打家劫舍的賊寇，也不會在家門口作案。據媒體報道，生活中的鄧貴大是一個大家評價不錯的男人，可是，現在他和鄧玉嬌在公眾心目中，成了恣意的強者與無力的弱者的代表性符號。
是什麼導致這樣的局面呢？使他在那個小地方可以倚強凌弱，拿出4千元炫耀性地侮辱一個本應該喊他一聲叔叔的女孩呢？或許，是他手中的那點權力。權力被濫用造成的惡果之大，並不取決于執掌權力者級別的高低，而是取決于這種權力能否被有效監督和制約。公權力受到有效監督與制約，即使位高權重，亦不敢作惡，因為作惡的風險實在太大。反之，一個小吏再如何為非作歹，承擔的風險卻不大。鄧貴大碰到鄧玉嬌，薛霸、董超碰到魯智深畢竟是小概率事件。
社論表示，如此解剖鄧案可看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分化甚至分裂是一個大問題。鄧案這樣一件偶發的刑事案，短短幾天就聚集了對壘兩方劍拔弩張的社會情緒，同族兩人被公眾符號化為正負兩極。當地政府披露的信息幾乎每一個字都遭到質疑，法學界也分化了，一批專家在和另一批專家觀點對立，唇槍舌劍你來我往。
就在鄧案審理前一天，廣東東莞又發生一件慘案。某廠貴州籍工人劉漢黃遭遇工傷，右手掌殘斷，廠方只答應賠償9萬元，而他要求17萬元，他一再找廠方協商，甚至以跳樓相威脅，都解決不了問題，最後持刀殺死兩名高管刺傷一名。消息被報道後，網絡上竟然許多人為殺人者叫好。———難道就此可以斷言這些網民嗜血、冷漠麼？簡單的批判顯然不足以覆蓋問題的全面，這其中是不是還有因弱者權益保障受到漠視而激起的民意情緒？
社論認為，社會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彼此有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亦屬正常。一個文明的、法治的社會能夠實現有對立有衝突但不出大亂子，根本在於對立、衝突各方都信奉同樣的遊戲規則———即對每個人平等的法律。否則，對立雙方的裂縫很難消弭。倘若個案發生後，依各方博弈的情形，最後以非法律的方式找到某種平衡點，這樣的平衡是脆弱的，不具有通適性，今後社會將因此付出沉重的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