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中國可以容許市場制度逐漸成熟，卻不能容忍市場出現失控，所以北京政府歡迎的交易者不單單是要夠實力（competent）的，更加是要能夠順從（compliant）的。要在上海達到這一目標，當然是比在香港去做更加得心應手，因為香港的遊戲規則向來是以西方法制為基礎。而在金融海嘯肆虐的今天，全世界都傾向於中國的金融管制模式，中國自然就更有底氣去嫌棄這個英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東方堡疊。
因此，香港需要為自己尋找新的角色，而這並不是陌生的事。因為在近50年來，香港就經歷了由生產塑膠花（等低技術產品）的地方，轉變為更高技術的製造業中心，再轉變為環球金融中心。當然，作為金融中心，香港目前仍有自己的優勢，包括完全自由流通的貨幣；而香港的主政者亦已意識到危機，例如最近任命了來自內地的李小加為港交所CEO，就是香港仍在奮力自強的一個例子。
然而，當北京政府有了主意，答案就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香港的機遇將在於開發新的產業，包括為內地企業提供顧問服務，協助它們向海外擴張；或者是作為教育樞紐，為內地以至亞洲的企業輸出大量MBA學生。無論如何，香港都需要面對政府治理和既得利益者等問題的挑戰。近年不少人都批評，香港的大富豪可以隨意改動市場條例，以配合自己的利益；而雷曼債券事件在香港爆發，導致大批投資者失去畢生積蓄，亦敲響了另一個警號。
文章認為，香港的最後一個優勢，是人們始終認同這是一個管治妥當、可以公平競爭的地方。如果連這點都不能保持，將來在上海成為中國的紐約之時，香港難免會如前總理朱鎔基所說，淪落為中國的多倫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