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黨內，真正知道孫中山的巨大價值的，就是毛澤東和陳伯達。在對孫的看法上，毛和陳有許多共鳴。毛願意花大力氣建構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釋，在1938~1940年寫了幾篇重要文章，例如《論新階段》、《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把中共的事業和孫中山的思想進行了對接，宣稱中共黨人實際上是孫先生事業的繼承者，終於占據了解釋孫中山的制高點。在毛定調後，陳伯達、胡喬木、胡繩等中共理論家，按毛的意思“接著說”，就把對孫的新解釋完全建構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後，劉大年等一些史學工作者依此路徑，發現、整理新材料，把毛對孫中山的論述進一步豐富、強化。
去台後蔣介石開始重視“國父”
1949年去台後，國民黨覺得自己的失敗與中共奪取了孫先生這面旗幟有關，於是開始重建對孫的解釋體系，並意圖截斷孫與中共的思想聯繫。蔣介石在1950年代親自出馬，對孫和三民主義作意識形態化的解釋。他的《三民主義的本質》、《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就是要證明中國傳統、“三民主義”、“中華民國”的“三位一體”。
這以後，台灣各大學都教“三民主義”，各大中學校都有教官檢查、督導師生的思想，還出版了一大批“國父遺教”之類的論著。在這樣的話語框架下，蔣介石是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和國民革命的“捍衛者”。孫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祗——這樣一來，對孫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滿禁忌，只能讚美，不能批評，稍有不慎就會引火燒身。
與此同時，大陸在建構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孫中山是其重要一環。孫被譽為“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而不用過去年代的稱呼“國父”；孫先生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三民主義有新舊之分”，“新三民主義是革命的”等。這些評判，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數十年內，把所有對孫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兩岸對孫中山的看法越來越接近
現在情況大變。台灣社會轉型，官學化的孫中山研究已無市場，黨化“三民主義研究”聲譽掃地，原有的“三民主義”研究單位紛紛改名，各大專院校的三民主義必修課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獨”思潮泛濫，也在消解孫中山作為“國父”的“符號”意義。孫中山研究在台灣已後繼乏人。但相信一段時間後，台灣的孫中山研究會走向正常的。
進入21世紀，大陸的近代史學家在“實事求是”的思路下，進一步擺脫了孫中山研究中的教條主義和意識形態色彩，學術化研究興起。改革開放後的30年來，兩岸在對孫中山的看法上已越來越接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