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4月26日電／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台灣政治的聒噪程度，在全球絕對屬於高分貝群；但要論它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似無可恭維。台灣民主為何變成一個高速空轉的漩渦，有待更深刻的討論，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出在“嗆聲文化”的喧賓奪主。
社論說，環顧我們的政治，每天都充斥著以發洩情緒為目的的叫罵和指控。李慶華連珠砲般的挑激言詞，聽在一般人耳中也會覺得難以忍受；而邱議瑩的巴掌，亦把自己推到失態又失控的情境。兩個人的粗魯爭執，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卻帶給社會更多的煩躁與不屑。
遺憾的是，這種嗆聲式的手法，近年已成為台灣問政的基本模式。“立法院”的質詢，多半不在爭辯政策是非，而以羞辱“內閣”官員、製造糾紛為能事；也因此，賴幸媛才會三赴“國會”卻上不了台。再看“雙英會”的問題，朝野都聲稱邀請對方晤談，卻又故意公開說一些刺耳的話，結果當然是誰也不想踏進對方的場子。包括成龍的失言，也見政客咬牙切齒地叫囂要取消他代言聽奧的資格。由此看，所謂活力充沛的台灣政治，其實不僅是野性未馴，也是自信心漸失，以致不知如何朝深化民主的方向推進。
“嗆聲”作為“異議”的一種表達形式，對普羅大眾而言，原具有“政治除魅”的意義。但當嗆聲文化以沛然莫之能禦的姿態喧賓奪主，取代了異議政治及反對政治，遂使民主政治中一些比較嚴肅的價值和一些確有必要的辯論，也就隨之消失不見了。一個異議者提出論點時通常會說：“我反對這種作法，理由是……。”“我認為，採取ｘｘ方式會比較好。”但嗆聲者只要喊：“去你的！”“賣台！”“不愛台灣！”“下台！”“走狗！”請問：哪一種方式更有助於思辨？
更糟糕的是，嗆聲原不失為庶民對政治不滿的直覺表達，現在卻反過來，以政治為職業的人物利用這種手法來作秀，把殿堂上的政策議論變成市井中的即興呼喝。如此一來，辯論過程不僅變得淺薄化，也因為夾雜強烈情緒而變得非理性化了。最明顯的例子是，近年台灣始終在抽象的“主權”議題上打轉，對經濟、社會、民生問題反而粗率以對，連扁家弊案也無法平心討論；近年台灣國力下降、經濟不振、官箴敗壞，這不是淺薄的嗆聲政治之害嗎？
諷刺的是，嗆聲文化的大流行，包括“嗆”字成為台灣的常用詞彙，其實是公元兩千年以後的事。亦即，台灣已完成政黨輪替，政治人物反而開始大肆歌頌“嗆聲文化”，這正是異議精神劣質化及空洞化的開始。威權統治年代，異議人士猶能建構強大的論述去抗議統治者，及爭取支持者；相形之下，今天在野黨只要信口謾罵，就自以為盡到反對黨言責，這難道不是對民主政治的輕薄？
的確，台灣的民主政治近年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瓶頸，而把嗆聲文化帶進政治的民進黨如今也遇到了它發展上的撞牆期；這正是我們重新思考民主異議的時機。二○○一年的一個事件，也許有助於我們釐清一些思緒。
那年，民進黨推出一個徵求“嗆聲新世代”的廣告，畫面中將希特勒和卡斯特羅、李登輝、甘迺迪並列為勇於嗆聲的時代英雄，結果引起德國和以色列等國的抗議。這反映了其兩個思維盲點：第一，身為執政黨，卻鼓勵新世代向在野黨嗆聲，這完全是煽惑民粹的操作，也有違民主政治在野監督在朝之精神。第二，將希特勒和甘迺迪並列，顯示其歷史認知的淺薄，以及對民主價值缺乏真正的理想。
的確，目前台灣民主的困境，不在反對的語言不夠豐富，也不在批評的情緒不夠辛辣，而在彼此失去了溝通的能力和對話的善意。民主需要比嗆聲更深刻的語言和思路來激盪思辨，粗暴的嗆聲文化只會讓台灣政治在騷動中日漸淺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