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4月17日電／去年五二○後，爆發“第一線／第二線”風波，馬英九宣布“絕對沒有”兼任黨主席的意思。
台灣聯合報今天發表社論說，當時，我們曾有兩點評論。一、“總統”兼任黨主席，可說是一項重要戰略武器，也可說是在重大情況下的救生艇。馬英九可以不兼黨主席，但是不能說出“絕對不兼黨主席”等語；因為，沒有人會在瞬息萬變的政治戰場上，自己宣布放棄戰略武器及救生艇。二、二○○八大選後的情勢，馬英九不可能扮演“退居第二線”的角色，因而在必要時即應考慮兼任黨主席。
社論指出，馬英九應兼黨主席，理由有二：
一、馬當選二○○八“總統”，選民期待的是他成為一個“國家領袖”，但他卻似乎僅以做為一個受到“憲法”形式條件規範制約的“總統”自命。“總統府”裡的“總統”與“國家領袖”，其間有極大落差，必須彌補。
二、舉世大約有三種政體，而有不同的黨政介面。一是“內閣”制，內造政黨，“閣揆”就是黨魁。二是“總統”制，如美國，行政與立法分立，但黨部只是募款與選舉機器，不能指揮“國會”黨團，自然亦無與“總統”分庭抗禮的“黨魁”。三是共產專制，外造政黨，黨魁高於元首，亦可“兼”國家元首。然而，國民黨（民進黨亦仿效）則原屬“列寧式政黨”，黨政一體；但在憲政民主化以後，“總統”若兼黨主席（如李登輝與陳水扁），即屬黨政同步，若不兼，則可能出現一位領導“國會”黨團而與直選“總統”分庭抗禮的“黨魁”。橫豎看來，後者都是一個畸形體制，竟在前述三種政體之外別樹一幟。
其實，馬吳的“磨合”已是相當密切，似非外界挑撥所描繪的那種狀況。但是，馬吳並稱“二巨頭”，而吳伯雄的輩分又高於馬英九，且有其自己的政治風格、品牌意識，又有自己的人情世故要考慮；所以，就出現了邱毅毀了沈富雄的“監院副院長”提名、“財產來源不明罪”擱淺，及李慶安事件拖至不可收拾等局面。馬英九“尊重伯公”，也尊重黨政分際；吳伯雄則有自己的風格品牌與人情世故，這類事情層出迭見，於是就成了人們如今所見的這個畫面。西諺有云：“二人共騎一馬，必有一人坐在前頭。”即使以馬吳的親密，也不可能在馬背上並排坐著“兩巨頭”。
社論又說，但是，馬英九的問題，尚不只在兼不兼任黨主席；倘若其“團隊工作”（Team Work）的經營方法不變，兼黨主席後，恐只是更增勞瘁而已，反而可能更陷捉襟見肘的境地，在此也有兩點評論：
一、馬英九不沾鍋的調子要改。馬在群眾間極有親和力，但左右大員要角對他卻有“咫尺天涯”的感覺。其實，馬英九也未必要兼黨主席，只要他能在“馬蕭劉王吳”五人之間，扮演好強力黏著劑的角色即可；若能與其他四人結交成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的同志與知交，則整個統治結構即可泰半底定。但是，馬英九的“分際”，卻可能演成“疏離”；“不沾鍋”，亦可能演成“咫尺天涯”；倘非如此，馬蕭劉王吳五人，也不至於你看我、我看你，坐視沈富雄提名、“財產來源不明罪”，及李慶安事件惡化至那般地步。五人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明明近在咫尺，何以竟如遠在天涯？一切癥結，豈不皆在太重形式分際的“不沾鍋”？
二、必須建立精粹的工作部隊。馬團隊是書房族而不是田野族，頗易流於空談，不能證驗於實際。南方朔批評馬英九“以風格替代政績”，誠是一針見血。馬英九原本想“退居第二線”，那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的腐儒思想；今日民主政治，天天都有狀況，形同肉搏戰，豈有什麼第二線可言？馬若只有“風格”，卻無工作部隊將之化為“政績”，即不可能擺脫花瓶形象。但是，例如，現今府閣黨三個秘書長，不是已無活動力及創新力，或是根本放錯了位置，要不就是只擅身段或擺譜；這類人格性向，可謂根本談不上穿針引線、化異求同的效益。馬英九若兼黨主席，不只是由上而下君臨國民黨，而是要用工作部隊由下而上來帶動這個黨，領導這個黨，將風格化為使命，由使命化為政績。
社論認為，馬英九應考慮兼任黨主席。整個政府與整個黨，未來只有一個品牌意識，而不是幾個“巨頭”以自我的品牌來互別苗頭。這個新的品牌意識就是：應堅持廉能風格，並堅定地將風格化作政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