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3月9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社論指出，去年北京奧運，中華棒球隊首度敗給中國隊，臺灣民衆瞠目結舌者有之，捶胸頓足者更不在少數，球迷們默默將八一五訂為台灣棒球“國恥日”；只不過，對台灣棒球的主事者（棒協、職棒聯盟、球團老闆、球員）似乎有些不痛不癢，彷彿那只是擾夢的鴉片戰爭。如今，中華隊又在第二屆世界棒球經典賽（ＷＢＣ）中以一比四敗給中國，此役不僅投打守俱不如人，更證明了台灣職棒廿年的自強事業已全盤崩解，彷彿是徹底摧毀台灣棒球榮光的甲午戰爭。
所有人皆知，此回ＷＢＣ的人員徵召極度不順，總教練職位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最後落到業餘隊的葉志仙身上，球員方面更是地雷滿布─旅美球員幾乎人人是謝謝再聯絡，而“國內”的牛、熊則築起圍籬，以致入列者全係年輕、沒經驗的新血輪，投手不穩定、守備失誤多、打擊有斷層，這些技術面的缺失，在誓師出征之前早為人知，所以要求這樣一支球隊於國際賽闖關成功本屬奢求。但連敗給韓、中，成為ＷＢＣ首遭淘汰的球隊後，民衆該檢討的就不該是這支球隊純技術面的問題，而必須直探心理素質闕如的關鍵：何以我們只能組成如此的次級團隊？何以我們的教練、選手人人畏戰厭戰？這才是我們最不願面對的真相。
首先，得先省視台灣棒球四十年來的軌跡，才可能知興替、展變革。由於延續日治時代以來的棒球傳承，所以民間積蓄的棒球資源是非常豐沛的。民間的力道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終於由潛流激射奔騰而出，這是戰後台灣民間社會的第一波表現。而後在“國族”榮光的牽引下，棒球悄悄地變成由“國家”主導的事業，儘管八○年代以後的成棒代表隊時有佳作，拚勁亦足，但因為少了民間的強力奧援，所以成績起伏甚大。中華職棒成立的用心就是讓民間社會重新抬頭，讓棒球回復日常生活步調，爾後的“國族”出征才不會有風瀟瀟兮易水寒的悲切味，日韓代表隊如此，台灣棒球發展亦應如是。
孰料一再爆發的職棒簽賭事件斲喪了台灣棒球的元氣，球迷無私的信任遭撕裂。而一些故步自封的球團只囿於小本經營理念，直把球員視為生財之道，換句話說，本該立於棒球民間社會頂端的職棒，反倒成了萬惡淵藪、腐化之源，有志者只好前往美日闖天下。而台灣的職棒球員長期下來，球技是不進反退、志氣消沉。民間社會陷泥淖，偏偏政府部門也不長進，既無法提供棒球必要軟硬體需求，更讓職棒與三級棒球的供輸網絡阻塞，基層棒球的根基逐日被掏空。在民間阮囊羞澀、政府黔驢技窮情況下，畏戰厭戰心理普遍瀰漫於所有球員心中，沒了自信與熱忱，試問怎可能拿出好成績。
社論續指出，更糟透的是，畏戰厭戰心理滋生日久就逐漸把挫敗視為理所當然。輸日本是必然、輸韓國不吭聲，當輸中國也不覺悲痛時，那麼台灣棒球不但有邊緣化危機，台灣價值也會隨之貶值落難。沒錯，勝負乃兵家常事，超強的多明尼加會敗給荷蘭可為印證。然而，有志氣者絕不會讓失敗不斷上身，日本隊的超級明星鈴木一朗就是最好的典範。
三年前的首屆ＷＢＣ，因一句“要贏到讓對手覺得於三十年內贏不了日本”，讓一朗被雞腸肚量的高麗棒子恨之入骨，當南韓第二度擊敗日本，並將太極旗插在投手丘時，一朗吶喊“野球人生最大的屈辱”，全面激發了日本隊的鬥志，第三次對決終於勝出。到了本屆，一朗在熱身賽及出戰中國一役幾無表現，但一旦面對南韓立即甦醒，五支三的優異表現帶動了日本的高昂士氣，竟致在七局就提前結束比賽。一朗的鬥魂才是真男兒，才是台灣球員該效法的對象。
社論最後說，中國固然已非吳下阿蒙，然而那種集體運作卻乏群眾球迷為基底的模式和台灣迥異，所以不該在連輸兩場後就忘了自己的特色。重點是我們是否知恥，是否要全面興革？主政者絕不該漠視連輸中國兩場的危機，必須挹注更多的擴大內需方案於棒球：救職棒、挽基層、喚信心。須知，棒球帶來的自豪與信心一旦消失後，若果台灣人還漠不關心，那麼舉世對於台灣的前途也必然不在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