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7日電／曾因一句“員工家屬免費乘地鐵是為了‘反恐’”，引來無數板磚的原廣州地鐵老總、現執掌廣州白雲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再出驚人之語——“現在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但一些法規使中小企業壓力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就別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
又有人意圖拿最低工資標準開刀了！
《工人日報》文章指出，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勞動者權益的一種修補，也是勞動者的護身符。眾所周知，我們的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一些地方的最低工資標準多年沒有調整。既然如此，為何仍有人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呢？
身為廣東省人大代表，盧光霖可以在廟堂之上建言獻策，也可以面對媒體侃侃而談。但讓人不安的是，誰來與其針鋒相對？誰能代表勞動者說幾句話？
最低工資標準不是救命稻草，也不是拯救勞動者權益困境的不二法門，但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因為無須諱言的是，一些血汗工廠的老板對農民工盤剝甚深，支付的薪水卻很少。有了最低工資標準，客觀上，企業主的頭上就懸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農民工也算有了護身符——起碼在法律上他們有拿到最低工資的權利。
但事實上，在不少地方，這些占多數的打工者卻沉默著。儘管他們有利益訴求，也有發聲的欲望，但他們無法和盧代表進行平等博弈。當盧代表興奮地建議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時，大多數打工者並不在場，無法與其分庭抗禮，而在場的屈指可數的打工者代表有沒有意願、勇氣和能力去反駁，也很難說。
進一步而言，在一些地方，能够使雙方坐下來協商的機制還不健全。一些強勢人物憑借話語權，為所在利益集團代言，以影響政府決策，而那些缺少話語權的弱勢群體沒有機會與之平等博弈，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公平。
有學者稱，為了應對經濟危機，社會各階層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政府要損失一部分稅收，企業要損失利潤，個人可能也要受一些經濟損失，甚至失去工作崗位。但這種成本怎麼分擔、以什麼方式分擔？
共克時艱需要和衷共濟，共同承擔，而不是只想著取消最低工資標準，無視普通勞動者的訴求和權利。讓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聲來，建立雙方能够坐下來協商的機制，這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有效方式，也是打破各利益群體隔閡的有效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