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準聯盟的性質與內涵
由於中美在安全觀、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領域的差異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與美國奉行的軍事結盟外交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結為軍事聯盟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對雙方來說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美作為有分歧的大國，構建“聯而不盟”的戰略準聯盟關係則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功能性。這種準聯盟關係不是搞集團對抗，更不是針對哪個大國或大國集團，因此不具有對抗性和排他性。準聯盟強調在平等、互信、合作、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共同承擔國際責任。
在未來二十年，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不僅有利於實現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而且有利於國際體系的平穩轉型和過渡。有人認為，中美是戰略敵人，因為中美兩國存在結構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更何況中美雙方在人權、台灣和環保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但不可否認的是，與雙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關切相比，中美之間的分歧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2008年美國大選，中國並未成為美國兩黨辯論的焦點。無論是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還是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都將發展同中國的戰略關係放在重要位置，這可以說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未來20年，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關係具有重要基礎：首先，從國際權力結構來看，美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主導者，能夠對體系內的事務加以有效治理；中國由於身份的多重性，與國際體系外的國家以及被國際體系邊緣化的國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國在朝核問題、伊核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緬甸問題的解決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關係的互補性是中美戰略準聯盟的結構基礎。
其次，從價值觀念來看，中美之間的核心價值觀儘管存在重要差別，但是卻在朝趨同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際上是以美國為“榜樣”的，儘管中國政府並不認為美國的體制是最高效和最好的體制。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也使美國的專家學者對“中國模式”興趣正濃。
再次，從依存度來看，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額使雙方在經濟上形成相互依賴關係，成為典型的經濟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美相互依存度幾乎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對大國。中美之間的海外利益均佔國民生產總值相當大比例，兩國在保護海外利益上存在共同訴求。
最後，從雙方領導人的認知來看，中國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低調、不當頭、韜光養晦仍是當今中國領導人的重要外交政策；美國領導人則開始將中國視為“利益攸關者”，並希望中國能夠肩負“負責任大國”的重任。今後中美在以下領域最有可能構建戰略準聯盟關係。第一，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安全安排；第二，加強反恐與反擴散軍事交流；第三，加強防擴散合作；第四，加強在能源、跨國犯罪等領域的合作；第五，共同反對和遏制“台獨”。
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並非意味著“中美共治”或“中美攜手主導世界”，而是著眼於美國霸權衰弱、全球公共物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承擔一定的義務，與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一道，向國際社會盡可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使國際體系的轉換盡可能以平穩的方式實現。
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來看，中美戰略準聯盟更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特權。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具有雙重涵義。首先，中國政府首要責任是解決國內的治理問題，向13億中國人（包括港、澳、台同胞）提供必要的社會公共物品，實現良性治理，並盡可能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其次，中國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派出維和部隊、參與中東和談、在地區熱點問題上開展斡旋外交，中國在朝核、伊核、緬甸、達爾富爾等危機上所作的努力，就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最好證明。中美戰略準聯盟的構建表現為雙方對各自核心利益和首要關切的理解和支持。例如，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美國的提案動用否決權時表現出審慎的態度，並積極支持美國反恐；同樣，美國領導人逐步意識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情感關切，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和奧運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便是佐證。兩國的共同關切與共同利益的趨同使雙方之間的合作成為一種可能。只有中美這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關係和諧了，構建和諧世界才有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