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國兩區論”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之辨析
馬英九於2008年9月時曾表示，依據目前“憲法”規定，“台灣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乃是“一國兩區”之概念。所謂“一國兩區”，意指“憲法”與相關法令之制定中觀之，民國36年7月政府宣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即為“中華民國”政府“待戡之亂”，中國被事實上區分為“自由中國”及淪陷之“匪區”。而自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不再被視為“匪”，而被視作對於大陸地區有統治權之統治團體是事實存在。在互不否認及解決兩岸人民往來之實質問題的前提下，因而制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馬英九認為，此一“一國兩區”之定位係自李登輝結束動員戡亂後，台灣基於“憲法”上一中應有之定位。因此，1999年之“特殊國與國關係”或2002年“一邊一國”之論述，不僅不符合“憲法”規定，亦將造成台灣安全之危機。
馬英九對於兩岸關係“一國兩區”之定位，被反對者認為係出賣台灣主權，將台灣自我矮化為如同香港、澳門之“特別行政區”之地位。反對者因而戲稱馬英九之職稱應非“總統”，而是“馬區長”。實則，依照馬英九言必稱“憲法”之脈絡觀之，“憲法”事實上仍係維持“憲法上一中之定位”。此一政治上事實，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制定即可得知。對於兩岸人民關係事務，並非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國籍法”，而係統一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特別規定。若否認“憲法上一中”之定位，即是鴕鳥式地完全昧於目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存在事實，而僅係以意識型態為導向之語言操作。
在此前提下，對岸所主張“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與台灣“憲法上一中”所推演出的“一國兩區”，即具有本質上之差異。其中最主要者，即為對於“一個中國”之中國概念無法釐清。此亦即為在九二會談中，無法獲得解決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問題。依照“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換言之，台灣之“憲法”上一中，係以民主共和之“中華民國”為內涵；但在對岸之定位下，一個中國當然係指具有中國大陸實質統治權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主權必須被其吸收包涵。在台灣“收復大陸”已是政治現實上之不可能的情況下，再加以台灣內部多元之意見衝擊，是否果真有意願“收復大陸”亦已為一深受爭議之問題。未來兩岸應如何在和平的道路上繼續發展，仍有待兩岸更進一步之討論與協商。在兩岸關係發展似已走到分水嶺之當下，“胡六點”的聲明因而對於台灣更具有實質重大之意義，而值得我們加以深思。
（三）台灣應如何看待“胡六點”：發揮水的精神與特質
如前所述，不容否認儘管“胡六點”提出在經貿、文化等各方面之利多，但是必須以“恪守‘一個中國’”為前提，換言之各項發展必須以一個中國為其基本框架，在一個中國之前提下方有進一步和平發展之可能。“胡六點”延續過去葉九條、鄧六條、江八點以來之思考脈絡，各項發展乃是一國兩制之延伸。
從近六十年兩岸對立之歷史發展軌跡，以及兩岸領導人之互動可以得之，正如同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又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水是天下最柔軟、最善於順應外在變化的物質，滋養萬物生長而無孔不入，因此老子認為“上善若水”。另一方面從現在科技的角度觀之，水儘管柔軟，但聚合水的力量，小者可以滴水穿石，大者可以運用“水刀”之作用，進行金屬、石材等堅硬物質之切割工作。因此水的精神與特質，運用在政治與兩岸關係上，將是台灣看待“胡六點”之最好方向。
眾所皆知，水有三化，汽化、液化、固化，故台灣若能發揮水的此一特質與精神，無孔不入、無所不在、無固定模式、無堅不摧、無所阻擋，面對大陸的強勢作為，必能四兩撥千金以柔克剛，化解危機。相反地，台灣若以強硬的反彈、激烈的台獨主張與之對抗，如同大風起時以堅硬的樹幹與之對抗的大樹一樣，隨時有被催折的危險。台灣應效法小草看似柔弱，卻懂得以順應風勢、改變型態，安然度日。只有運用水“無孔不入”、“順應外在變化”之特質，而應非以“硬碰硬”的蠻幹方式解決，而應趨吉避凶，以迂迴之方式，避過危險、繞過阻礙，而達到最終之目標。
換言之，台灣面對已成為世界第二超強的大陸，若以強勢之方式與之對抗，只是徒增自己的危險，對於台灣的生存卻毫無助益，更談不上如何藉大陸壯大自己，增加台灣人民的福利。唯有效法水的精神與特質，在不知不覺中，方能獲致意想不到的成效。此即為兩千年前孔子所言“小國事大國以智”之真正意涵。在軍事武力與國際地位不如對岸之情況下，唯有以“柔”、以“智”取勝，方有獲得更進一步發展、拓展空間之機會。“胡六點”的“一個中國原則”看似對台灣挖下陷阱，但若台灣無法自知而自亂陣腳，選擇以強硬方式對抗，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而無福消受“胡六點”帶來的好處。台灣唯有展現水的精神與特質，方能立足百世，將大陸不論是葉九條、江八點還是“胡六點”，均能轉化為對台灣最有利的良方補藥。如此，台灣便能進入最具國際競爭力之前列。
四、結論
本文自歷史之角度著手，探討三次國共合作，以及歷年來兩岸對抗之軌跡與雙方領導人互動之歷程，在在均顯示出台灣在困頓的國際環境中力求生存，以及與對岸尋求發展之努力。“胡六點”延續中共過去的主張，但在其中又特別突現其特殊之歷史定位，對於台灣而言，在金融海嘯之席捲下，如何透過兩岸和平發展，開創台灣經濟文化之新局，即為“胡六點”後值得台灣關注之問題。如何在“一個中國”之各自表述下，獲得發展之空間與利益，並解決台灣內部之爭議，本文認為透過“智慧”與“柔軟”的手段，正是台灣之機會，使台灣在兩岸關係中更獲得長遠發展之優勢與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