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據查，中共四大會址原址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日軍侵華戰爭中已毀於炮火，被夷為平地。解放後，中共四大會址遺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據現有的資料反映，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籌備處曾發函給武漢大學李達、江西省委黨校、中央文化部等多處，並到中央檔案館等單位查訪，又訪問了中央商業部財務司莊文恭、全總女工部長楊之華等與中共四大有關的人物，主要查訪中共四大會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下了10多份書面調查或訪問資料，由於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中共四大會址遺址仍下落不明。十年“文革”，許多當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會址遺址的查找，更成為一個難題。
在查找中共“四大”會址時，鄭超麟是個關鍵人物（當年，鄭超麟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四大召開時，由大會秘書長彭述之指定其擔任記錄——編輯注）。鄭超麟在《鄭超麟回憶錄》和《懷舊集》兩本書中都回憶了中共“四大”的經過和意義。《懷舊集》中收錄了鄭超麟1980年1月7日在上海歷史研究室的講話：“我認為我有責任給世上留下一份關於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材料......”，“我是這次大會的記錄人，自始至終參加了大會。今天，出席的代表還有人活著，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著，但即使他們寫材料也不會比我更詳細”。他在回憶中共“四大”會址時，寫道：“會址是新租來的一幢三層石庫門房子，地點在上海去吳淞的鐵路旁邊，當時是‘中國地界’，但距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不遠，通過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會場設在二樓，布置成學校課堂的樣子，有黑板，有講台，有課桌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課本，準備有人闖進來問時，就說這裡是英文補習班課堂。”“房子是背靠鐵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1984年5月，鄭超麟在接受上海市文管會人員夏順奎訪問時，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們是從北四川路下車，走川公路到鐵路道口轉彎，（不越過軌道），沿著軌道往北，不遠，有一條弄堂，內有二、三排房子，當時還相當新。”“會議就在二樓召開的，樓下客堂是空著的。”“‘四大’會議，差不多是天天開會，進出均走後門。”“這所房子，當時是委托中央宣傳部的幹事張伯簡同志找來的，找房子地點的要求，不能在租界裡，又不能離開租界太遠，以便一旦發現問題，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鐵路邊的這所房子，當時租下來時，房子是空著的。”
“黨的‘四大’是在1925年1月11—22日舉行的，會議結束後，這所房子還保留著，未退掉，是作為中央工農部工作人員的宿舍，張國燾是工農部主任，所以他常來這裡。當時住在這所房子裡的有個女同志，叫陳碧蘭，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來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婚，婚後陳碧蘭就搬走。住到安慎坊去了。”
1984年夏順奎接鄭超麟到虹口區進行實地辯認，由上海市虹口區地名志編輯組應雲龍、陸仁福陪同，尋找當年的遺址。按照鄭超麟的回憶，他們一起從川公路進去，一直走到鐵路軌道邊，再沿著軌道往北走了不遠，鄭超麟在現場的感受是除了鐵路仍橫臥如舊貌外，這裡的環境已經完全改變了。再走到川公路與東寶興路之間的一段鐵路時，鄭就停了下來，他指著鐵路軌道東邊的新公房（即今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的新工房）說：“就在這個地方。現在新工房的地點，可能就是當年的‘四大’的會場所在地，”接著他說，當年會址北面還有一座教堂。應雲龍等人指著印度錫克教堂（經查，始建於20世紀初期，俗稱印度廟），問他是不是這座教堂，他遙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說，具體樣式記不清了，只記得有一座教堂。鄭超麟還興致勃勃地請夏順奎在現場給他拍照留念，又到多倫路10號——應雲龍的住所座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光景。在座談中，鄭超麟說，當年他除了負責會議的記錄外，還擔任向導工作，曾多次帶領出席會議的同志來到會場。因此，對當時的地點、路線印象比較深。那時，他住在靜安寺附近，乘電車四川北路橫浜橋下車，從川公路進去，走到會場。這幢房子的三樓作為代表的宿舍，二樓是會場，一樓客堂是空的。進出均走後門。每天會議結束，除了原路回去以外，還有兩條路線可以分散走，這三條路線他都是走過的。會議閉幕後，鄭又多次到過這裡。鄭超麟經實地勘察，確認上海虹口區東寶興路254弄28支弄8號處為中共“四大”會址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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