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1日電／臺灣工商時報今天社論指出，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台灣亦未能倖免，政府財經部會每天都在為因應日益惡化的經濟情勢苦思良計、傷透腦筋。臺“央行”總裁彭淮南日昨又再次宣布調降利率，試圖創造寬鬆的資金環境。社會輿論對“央行”的政策方向大致上皆給予高度的肯定，但面對這次如此嚴峻的風暴，大家似乎亦都認為貨幣政策能發揮的效果並不太大，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政府的財政支出。尤其是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的大力鼓吹下，挽救國家緊急經濟事故成為擴大式財政政策的“神主牌”，政府赤字成為次要問題，大量舉債反而被視為是施政魄力的一種表現，這儼然像是凱因斯時代的復活，台灣政府也正在走這條路。
克魯曼一再提醒美國政府要記取1930年代全球經濟大恐慌的教訓，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成功，即在於採行了凱因斯擴大財政支出的建議，但後來的胡佛總統卻在面對嚴重衰退時，仍試圖平衡聯邦預算，以致延宕了經濟復甦的時機。克魯曼的目的是要告訴即將上任的奧巴馬總統，為了對抗經濟危機，應該將政府赤字考量暫擺一邊，他甚至還警告美國州政府最近在經濟衰退時期還不斷刪減預算支出的做法，實有如“50位胡佛總統一起扯後腿”，將讓美國經濟危機更加惡化。由此可見，克魯曼對大規模擴增政府支出的堅定信念。
其實，克魯曼的這些主張並無甚深奧之處，一切皆可從凱因斯的經濟思想中找到相似的蹤影。例如，在利率降到接近“流動性陷阱”出現之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已喪失激勵作用；而當民間消費或投資信心跌至谷底之際，惟有依賴政府大量與主動花錢，扮演“發動機”的角色，才能帶頭、點燃經濟活力，產生乘數擴張效果。總體經濟學本就存在著凱因斯學派與古典學派間的爭辯，各自擁有的驗證結果讓兩派的觀點一直相持不下，這種衝突在學術界固然是件習以為常的事，但卻苦了世界各國的政策決定者因此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仔細探究兩派的見解，最終的爭議焦點乃全在於對政府角色與功能的不同看法。顯然，凱因斯學派對於政府的信心要比古典學派來的堅強，而即便在政府作為的過程中需要付出某些慘痛的代價，但在“以短支長”的期待下，凱因斯認為兩害相權取其輕，一切對政府干預或犯錯的忍受都變成值得，政府龐大的赤字與舉債便是其中一項。
社論說，衡諸台灣的經濟發展史，亦曾經在一九八零年代發生過類似的政策爭論，一方以王作榮先生為領導，另一方則以蔣碩傑院士為代表，此即轟動一時的“蔣王大戰”。但近10餘年來，不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我們發現執政者在面對或解決經濟問題時，似乎皆只剩下一種政策思惟，那就是“大有為”政府的概念。“擴大內需”變成是一個最響亮的政策口號，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增加政府支出，陳水扁時期的“5年5千億”固是如此，馬英九上任後的“愛台12項建設”亦復如是。陳水扁的執政讓政府的債務餘額急遽翻兩番，馬英九上台迄今，不但預算赤字照舊，更可怕的是毫無章法的減稅措施一籮筐，為未來“國家”財政危機埋下隱憂。但這些做法似乎皆與克魯曼的主張若合符節，克魯曼的論點在美國是否有影響力尚未可知，但台灣卻早已是他的忠貞信徒，克魯曼若知此事，想必一定愛死台灣了。
社會科學的困難與奧妙之處即在於現象的複雜與多變，我們認為任何一項財經政策都可能或對或錯，端視該項政策是否能符合時代環境之所需。抓得住它，即成，抓不住它，即敗。只是，這種需要具備高度智慧與眼光的“聖之時者”，在現實的社會，存在嗎？在台灣，有嗎？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看到馬蕭政府在“大膽舉債”之餘，同時也負責任的提出一個詳細明確的財務計劃，告訴我們政府預算的長期平衡何時才能達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