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灣同胞書》開啟對台政策新頁
《告台灣同胞書》指出：“近30年台灣同祖國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我們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會“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爭取合情合理的政策與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希望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信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文學觀摩”……。這些基本主張，是將武力解放台灣，開始轉變為和平統一，這就為後來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礎，這個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為了落實“和平統一”新方針，黨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首先，落實台胞台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再不將他們及子女視為有“海外關係”而加以歧視，對他們過去受過的不公平待遇進行平反昭雪。
其次，客觀公平評價有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如重新評價和紀念辛亥革命、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號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將全體國民團結了起來，結成了新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驅後裔”身份被邀請參加上海、浙江、湖北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動，也參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儀式，並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我第一個成了“和平統一”的受益者，此時我39歲，在市政協我成了一個最“年輕”的委員。
此後我們統一的政策與觀念逐步完臻，從葉（劍英）的九條主張，到鄧（小平）的六條主張，至江（澤民）的八點主張及胡（錦濤）的四點主張……，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對台方針與政策。這中間有四大關鍵：
一是如何讓我們的政策更貼近台灣的政治現實，更符合台灣民意，即“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意見”，而不是“以己度人”。
二是如何改變舊思維，進一步解放思想，擁有創新意識，擺正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係。
三是認識到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步相互融合的過程，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新中國的過程，這過程是由許多階段組成，先易後難，先經後政，逐步實現。
四是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運用“和”“戰”兩手，軟的要更軟，硬的必須更硬。事實證明這四個問題解決好了，我們則無往不勝。
為了宣傳新的對台方針與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與其他各大城市先後舉辦過大型對台展覽會（上海曾先後展出兩次）。我被召去參加這項工作，負責展覽會的第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與現狀。我當時雖在歷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實我對台灣問題一無所知，也從無研究，陰差陽錯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這意外地讓我讀了許多相關資料。冥冥之中我的命運似乎終要與台灣問題結緣。
從《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兩岸交流交往開始熱絡化，1986年浙江省舉辦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紛紛歸來；後來我又參加香港紀念章太炎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是見到諸多台灣親友同門，此後我接觸台灣各界人士機會越來越多。祖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兩岸交往的升溫，促使蔣經國不得不在1987年開放兩岸往來，於是兩岸進入了一個互動的新時代。
1988年上海成立國內第一個對台交流學術團體——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0年上海成立台灣研究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1年海協會成立，汪道涵任會長，我有幸在他身邊參與工作；1995年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擔任副所長；同年上海東亞研究所成立，這也是專門研究兩岸四地問題的專業研究所，我又有幸擔任所長……。我在兩岸關係領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幾乎參與了它的全過程，經歷種種波濤駭浪，親見“一個中國”經歷了萬般考驗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進黨由盛而衰，見證了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代。我人生最寶貴的近30年的精力，幾乎都與統一大業結為一體，我的喜怒哀樂幾乎與兩岸關係渾為一體，成了一個兩岸關係的專業研究者。這一切可以說都與1979年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有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