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5日電／聯合報今天社論指出，特偵組起訴扁家四大弊案，由台北地院周占春庭長主審；惟庭長會議認為與先前蔡守訓庭長主審的“國務機要費”弊案之間有牽連關係，如今傳出可能併由蔡守訓審理，周占春則稱“願意交出”。
根據媒體連日的報導，扁家弊案主審法官一再變化，據稱起因是特偵組起訴扁家四大弊案後，法院原擬併由蔡守訓的合議庭審理；卻因蔡守訓“拒絕”，遂進行分案，而由周占春中籤。但周占春合議庭中籤後，兩次處理陳水扁羈押問題都引起相當大的爭議，且庭長會議認為前後兩案有牽連關係，於是竟又開始“協商”。
這時，傳出的消息是，周占春只同意交出“國務機要費”弊案，其餘三案他還要審，而且他表明不受蔡守訓合議庭對“國務機要費案”的法律見解拘束。
消息一出，社會輿論議論紛紛，社會大眾對法院的處理程序頗持疑慮，法院發言人也說不清楚。眼見司法威信的風暴將要形成，又傳出院方已“協議”，可能併由蔡守訓審理，而周占春“願意交出”的訊息。
社論指出，倘若媒體報導的消息無誤，則台北地院顯已違反了司法實務的分案規則；這非但是自找麻煩，且幾乎陷司法信譽於不可測的險境。如今若依規則併案由蔡守訓主審，恐怕是亡羊補牢、平息爭議，誠為不得不然的處置。
先談法院建立分案規則的理由。法院就新受理案件採抽籤隨機分案，是維護法院公平公正、司法獨立的重要一環；且分案之後，除非受理主審者有具體的迴避事由，即不得任意更動，如此方能避免操弄主審者的弊端。再者，刑事案件的被告如犯行不只一端，起訴後檢方續有發現、追訴，則因考慮其中的牽連關係、起訴效力範圍、一事不再理，乃至避免見解不一、訴訟經濟原則等，司法實務的定規即是交由已繫屬中的審理者併辦，亦即“後案併入前案”。
既然是有其理由且實務按此運作的“規則”，則法院分案即須依此辦理，不得有例外，更不容“拒絕”，亦絕無什麼“協商”、“協議”的餘地。惟其如此，方得以維護司法威信，杜絕任何猜測。
因此，只要特偵組起訴的扁家四大弊案與先前高檢查黑中心陳瑞仁起訴的“國務機要費”弊案確有牽連關係，那就別無選擇，必須由蔡守訓併辦。而就前後兩案起訴內容看來，兩部分的“國務機要費”舞弊行為，顯然是連續、整體而無法分割的；而“國務機要費”舞弊所得，又洗錢到海外，則兩案又無法分割。正因如此，地院庭長會議才會產生疑問，而認為分成蔡、周兩庭審理，並不妥當。
有人說，四大弊案案情較蔡主審的“國務機要費”弊案更為重大，應“小案併入大案”云云。但分案規則和實務卻不是如此。試舉正審理中的“大案”為例：ＳＯＧＯ弊案，檢方先起訴李恆隆等全案中極小一部分的偽造文書罪，一審判決無罪，檢方上訴；這時，檢方又起訴了該案中背信等罪責更重的關鍵性案情，因為檢方認為有牽連關係，遂將檢方已以偽造文書罪上訴到二審的被告，跳過一審，全部送二審併辦；其餘徐旭東等被告，則向地院另案起訴。這是“大案併入小案”，甚至是“跳過一審併辦”。如此處理，若非以法院的分案規則作後盾，恐怕早就傳言滿天飛了。
法院按成規辦事，這是維護司法信譽的重要作為。如認成規不合理，可以修改；但未改之前，不得以任何理由違背不遵。
因此，若當初蔡守訓確有“拒絕”併案之舉，請司法當局依法、依規定追究責任；而台北地院是誰同意此種“拒絕”，而竟將原應併案者採新分案，亦請司法當局依法、依規定追究責任；至於庭長會議發現問題，要求處理時，又是誰不迅即明快依規定併辦，而竟進行“協議”、“協商”，亦請司法當局依法、依規定追究責任。
既然庭長會議認為先後兩案有牽連關係，即應立即將周占春的案件移由蔡守訓併辦，不可亦無權等待其“願意”；而周占春明知法院的分案規則，也當然談不上什麼願不願意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