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工具錯選。Accumulator不是用來套期保值的，而是一個投機產品。雖然企業需求各異，通常需要定制產品來滿足其特定需求。但是在定制產品過程中，企業自身發揮主導作用，而不應是被動的角色。另外，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對遠期、期貨、互換、期權等進行組合，也可以達到企業特定的套期保值需求，而不必通過Accumulator。
四是對手欺詐。這些國際銀行利用其定價優勢，惡意欺詐。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中信泰富最大盈利5150萬美元，但是因為定價能力不對等，簽訂合同時，中信泰富就已經虧了1億美元。
黃明強調，中信泰富簽訂的這類合約，在金融學上被稱為奇異衍生品，含有複雜的“敲出障礙期權”、“雙外匯選低期權”與“看跌期權”。這些產品，無論從定價到對衝機制上都很複雜，一般投資者根本不知道產品應如何估值，不知道如何計算與控制風險，因此很容易在高價買進同時，低估其潛在風險。而作為交易對手的投資銀行或商業銀行，擁有大量專業人才，對於衍生品的數學模型有多年研究，充分掌握估值與風險對衝技術。因此，交易雙方存在嚴重的知識與信息不對稱。單從定價角度考慮，與國際銀行做複雜衍生產品交易，就好像普通人與喬丹一對一進行籃球比賽。
中信泰富之殤
“應該說，中信泰富的確有對衝外匯價格波動的真實需求。一些媒體指責其參與外匯交易有失公道，儘管其方法和工具不是很妥當。”張曉東並不完全認同此前媒體報道對中信泰富的指責。
他認為，中國作為製造業出口大國，同時又是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也絕非小數目。面對價格的劇烈波動，國內企業存在巨大的套期保值需求。
但現實問題是，一方面國內企業巨大的套保需求得不到滿足，另一方面，國內券商的業務開展被牢牢束縛，衍生工具又經常被誤解為洪水猛獸，基本金融衍生工具遲遲推不出來，場外衍生品幾乎沒有。由於避險需求在國內無法得到滿足，迫使企業只能選擇與狼共舞：不少民營企業及境外注册國企通過國際投行參與衍生品交易，一些境內國有企業被迫避開監管涉足場外衍生品交易。
“中信泰富等中國公司參與境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接連失利，彰顯中資企業在對衝風險、尋求金融支持過程中的無奈與尷尬。”張曉東不無感慨地向記者表示。
他強調，雖然受目前監管政策影響，國內券商幾乎無法開展衍生品業務，但並不表明國內券商缺乏相關專業人才。事實上，國內券商近年來儲備了大量衍生品投資人才，完全可以利用在衍生品研究上的優勢幫助中資企業做好套期保值。而中資企業做衍生品投資聘請國內券商做投資顧問，制定套期保值方案、優化建立風險控制流程在當前環境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
首先，在國內券商幫助下，中資企業可以明確投資需求，制定合理的套保投資方案。其次，作為衍生品投資顧問，國內券商只收取咨詢費，沒有利益驅動。第三，國內券商受證監會等部門的嚴格監管，若與企業發生糾紛，很容易通過法律手段在國內把問題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