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次公開宣布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標志著中共對台方針政策的重大轉變。
該文告有以下四個要點：
（1）強調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要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尊重台灣的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方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
（2）提出“我們寄希望於台灣1700萬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並肯定“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
（3）提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
（4）提出“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該內容後來被概括為“三通”）。
這一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為後來系統地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奠定了基礎。
另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是1981年9月30日國慶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台灣問題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該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台灣與大陸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具體內容共有九條（後來被稱為“葉九條”）。
其要點為：
（1）建議舉行國共兩黨的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2）提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的主張；
（3）提出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4）提出“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
如果說，《告台灣同胞書》確定了新時期中共“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的話，那麼可以說，“葉九條”則是對這一大政方針的具體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已經形成了完成國家統一的根本方針──“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這表明“和平統一”已成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決策，決非權宜之計，更不是“統戰陰謀”。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所謂“設立特別行政區”，指的就是實行“一國兩制”。由此，“一國兩制”正式納入了中國的根本大法，從而實行“一國兩制”有了憲法的保證。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立宇時，進一步闡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構想（後被稱為“鄧六條”）。
其要點有以下六點：
（1）台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從而構成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基礎；
（2）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3）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自治應有一定的限度，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利益；
（4）統一後，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它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擁有立法權和司法權，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去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5）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也不是台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6）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雙方達成協議以後，可以正式宣布，但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
“鄧六條”的提出，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更加充實和完善、更加具體化和系統化了。
與此同時，中共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緩和兩岸關係的實際步驟。例如：停止炮擊金門和對台灣外緣島嶼的海漂、空漂宣傳；撤銷福建軍區、削減了福建前線的軍事力量等。此外，在落實台胞、台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方面，中共中央發出了多項指示，要求全黨和各級政府嚴格執行；對有關歷史事件與國民黨的著名人物重新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邀請台灣當局和各界人士來大陸參觀、訪問。在兩岸通訊、通郵、體育比賽交流等各個方面均制定和公布了許多具體的政策措施。所有這些，都對兩岸關係的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