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1月27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辜仲諒自日本返台，在特偵組接受了十二個小時的偵訊後以一億元（台幣，下同）交保，而且沒有限制出境，受到外界廣泛討論，質疑其中是否有交換條件。特偵組辦扁家洗錢案，迄今已經收押了一籮筐的嫌犯，上自知名大官如陳水扁、邱義仁、馬永成、余政憲，下至小吏如會計陳鎮慧、主任林德訓，乃至白手套蔡銘哲等人。
外界都很好奇，為什麼收押的幾乎全是政府官員；富商巨賈不是交保就是飭回。這樣“押官放商”的二分切割，符合司法正義嗎？古時候皇帝尊重大臣，是刑不上大夫；現在，難道只因為商人錢多，不論藍綠誰當選他們都頭戴紅頂，就變成“刑不上巨賈”？對此我們想要從五個面向談論這個問題。
第一，特偵組或許認為，貪汙罪的主犯必定是握有行政權力的官員，商人頂多是陪襯配角，這樣的看法存有很大的盲點。以龍潭購地案為例：如果辜成允所供為實，則他是由辜仲諒介紹而接洽蔡銘哲，再由蔡轉而仲介認識李界木等“國科會”官員，進而完成售地案。這“介紹”與“認識”，當然一開始就是為了要向“國科會”兜售土地，而且一開始就打算以“佣金”打通環節。這樣的故事與場景，表示李界木才是此貪瀆案的共犯、從犯，是受商人“佣金”誘惑而犯案。真正起心動念，促成此行賄貪汙犯行的，則是紅頂商人。試問，把起心動念的首謀飭回，卻將從犯收押，這合乎比例原則嗎？
其次，特偵組或許以為，商人對於大官的需索難以拒絕。沒錯，貪汙治罪條例對於公務人員“不違背職務”的行為，商人送錢並不構成行賄罪。但是，就檯面上諸多案件來看，許多事皆屬於官員之行政裁量，難謂有“不違背職務”之適用。“國科會”擴充土地要向甲買地或要向乙買地、彰銀要賣給台新或外商、金雞母兆豐銀要不要割讓給財團、開發金要讓仲？或敏薰拿走，全都繫乎首長一念之間；如果此類無端有利於某一方的裁決，既有給付又有對價，卻都沒有刑責，那麼整個貪汙治罪條例的行賄罪都可以廢掉了。一個私人財團趁二次金改之亂要併吞一家家金控，顯然也不是受了哪位官員脅迫。一群官商為了私利而瓜分“國產”，為什麼吃蛋糕的交保，切蛋糕的卻收押禁見呢？
第三，官員即使在位時權傾一時，喜宴冠蓋雲集，但下台之後卻終究財力有限。他們相對於財團大少二少，絕對是司法上的弱勢者。邱義仁、馬永成頂多只能請兩位律師，但是紅頂商人背後卻有個十幾人的律師團，浩浩蕩蕩陣壓特偵組。既然特偵組設置的目的就是要打擊特權，為什麼卻只對下野的政治人物橫眉豎目，卻對吃香喝辣的紅頂商人慈眉善目呢？台灣的司法人權，難道要依財力而分等第嗎？
第四，特偵組應該要查明，那些匯給扁家的佣金或獻金是用誰的名字、誰的帳號匯出去的。如果匯款是由公司所發，則這筆佣金或獻金不但成就了財團的私利，而且是用公司做帳報銷，在道義上是慷小股東之慨，在法律上則是背信的行為。特偵組不能只看收款人，也要注意匯款單位小股東的權益有沒有受損。坦白說，扁家貪汙案得利的多是富商巨賈，而受損的則是股民大眾與納稅人。檢察官追究的公法益的侵害，貪汙背後固然侵害社會公序良俗，也可能傷及公司善良股東與人民的權益，這可不能睜隻眼閉隻眼。
第五，所有以公權力圖利私人的案件，只要假以時日，幾經交易轉手都難以回復原狀。一旦金融併購成功了，則財團就有數千億資產的地盤擴張。如今，就算紅火案發，查到賄款，海外帳戶曝光，也早都已經口袋滿滿。人民這麼樣的重大利益損失，難道當事人一句道歉，就能了事嗎？若問人民“一句道歉換千億資產”，有誰會不幹？如果事證明確至此，金管會還不依金控法五十四條做大刀闊斧的整頓，還放任財團浩浩蕩蕩上演“班師回朝”的戲碼，那麼昏庸的就不只是特偵組了。
總之，陳水扁貪瀆案該辦、該追究、是不可原諒、是令人厭惡，但也不能因為如此，就把所有其他周邊的人都輕輕放過。尤其那些起心動念貪欲、誘使官員犯罪、從中謀取巨利的人，他們的污點實在太大，大到不能做“污點證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