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開成為必須
除了以人為本，另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媒體報道比以往更為及時和公開。
重慶罷運事件在11月3日清晨7時左右爆發，新華社在早上10時許，先後就事件發出《重慶主城區出租車全部停駛》、《重慶市主城區出租車全城罷工，主要四大原因》等報道。內容不僅叙述事件，且更頗具理解罷工司機不滿情緒的意味。當天下午4點半，重慶市政府便主動邀請媒體召開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公布了停運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即將採取的處置措施。此後，重慶市政府更是連續召開3次這樣的新聞發布會。
敏銳的西方媒體立刻嗅出了其中開放的訊息。路透社評論說，當政府推行擴大社會安全網和同經濟低迷作戰的政策目標時，增加新聞報道的開放性也將對政府有利。對此，胡百精非常認同。“大多數矛盾是在時間的遲滯當中發酵的，及時本身就意味著主動。”胡百精說，此前這類信息往往採取“出口轉內銷”，如果自己的媒體先失聲，那麼我們將全面處於被動狀態。“這是政府部門從‘3．14’拉薩事件，‘5．12’大地震，奧運聖火海外傳遞受阻事件中所積累下來的經驗。”
正如“雲南孟連”事件發生後，在現場主持處置工作的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恒所言：“謠言止於真相。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沒有什麼可以向公衆隱瞞的。”
然而，也有需要繼續完善的地方。以隴南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後，落款為“隴南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的情況說明函這樣表述道：武都城區部分群衆上訪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利用，信訪幹部公安幹警出面勸導遭一些不法分子毆打致傷，導致60多名幹部群衆和公安幹警受傷。
“一些地方政府有個思維慣性，一旦群體性事件發生就認為一定存在‘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瀾，這是不對的。”胡百精認為，政府不能武斷下結論，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假如當真存在非法肇事者，要依照法律來處理他。但很多情況下，‘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可能因為利益受到傷害，只不過情緒的反彈更激烈，僅此而已。”
用對話化解對抗
在胡百精看來，在當前社會環境下，政府面對群體性事件，堵不如疏。“重慶市政府正是採取直接和民間面對面對話的方式，所以才避免了私下上訪，激烈對抗。很多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很多矛盾也不是已經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大部分問題僅僅因為社會情緒無法宣洩，信息曖昧不清，官民對話缺位。開辟新的官民對話渠道，保證它的暢通性，這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胡百精認為，應該把對話能力列入公務員工作績效的考察內容。“具體而言，一個公務員每周有多長時間在和他所‘管轄’的社會公衆在對話，這應該成為考核他的一個內容。”
他還建議說，中央有關部門應該進行一輪協商，邀請地方政府、媒體、學者參與，一起總結群體性事件的經驗和教訓。“我們要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過程中學習應有的經驗，然後將其制度化，避免漣漪效應不斷發酵。”邱震海則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就要繼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杜絕官員腐敗。與此同時，進一步擴大人民知情權，“發生問題時媒體監督將會幫助事件的順利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