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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10月2日的封面“在中國一天的生活”。 |
固守偏見歪曲新中國形象
如果說盧斯對中國的熱愛，在客觀上極大地支持了中國抗戰，那麼，他對蔣介石的偏愛就背離了他作為職業新聞人的初衷。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盧斯將他視為美國式中國未來的希望，並在幾十年間全力給予其輿論支持。其實，早在1927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盧斯時隔20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速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為了極力美化國民黨的統治，盧斯對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國民黨腐敗不堪、潰不成軍，以及共產黨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觀報道視而不見，卻弄虛作假極力掩蓋歷史的真相。這種喪失了原則的偏愛，最終使盧斯在中美關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時，盧斯准備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當時，他的密友、《時代》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此人後來曾獲普利策新聞獎）對此堅決反對。他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
國民黨政府垮台後，抱著強烈反共心態的盧斯，開始極力扭曲新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形象，為此，他自創過這樣一句“名言”——“一個有用的謊言勝過有害的真相”。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先後登上過《時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惡意扭曲。曾有專家認為，《時代》的許多偏見，都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偏頗之處仍時時可見。不但渲染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還對西藏、台灣以及中日關系等問題進行歪曲報道。
被公認為代表著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主流社會聲音的美國《時代》周刊，在新年第三期隆重推出題為“中國世紀”的封面文章，讓全世界都為之一振。其實，幾十年來，《時代》一直以其獨特的報道風格和對中國的特殊關注，而受到中國人的矚目。自上世紀20年代初創刊以來，《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就沒有間斷過，而其創辦者亨利·盧斯更是有著極為特殊的中國情結。
新世紀更加關注中國
《時代》的反華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注，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乒乓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鬆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鬆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注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注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隻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道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注，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去年評選出的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中，就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和著名演員章子怡。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