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詩人餘光中說：國學是一座山，我等不過是蚍蜉而已。
-不能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國學，如果僅僅從國學中尋找對工商管理、金融、經濟、公關等有用的技巧，那就太簡單化了。
-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不是一潭止水，它宛若滾滾不盡的江河，不斷吸納支流，或直或曲，或速或緩，或漲或落，變動不居。
中評社香港7月13日電／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推動國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引導國學研究為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服務，中國青年報報道，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創立並舉辦首次“國學研究論壇”。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國學院院長紀寶成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盧鐘鋒研究員、學部委員方克立教授，圍繞“何為國學，國學何為”這一主題，發表了精彩演講。
什麽是國學
何為國學？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從上個世紀起就爭論不休。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盧鐘鋒研究員認為，“國學”一詞始見於西周，原指由周王朝開設的專供“國子”就讀的學校，用今天的話來說，是指國家一級的學校，即國立學校的名稱。此後，自漢唐至明清，相沿此制，凡由歷代朝廷設立的同類性質的學校，如太學、國子寺、國子學、國庠、國子監等，都可統稱為“國學”。這是“國學”一詞的原義或古義。
“作為文化概念的‘國學’”，盧鐘鋒說，它的提出始於20世紀之初，即辛亥革命前十年，是指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包括：語言學、文字學、音韵學、文學、史學、經學、諸子學等。這一文化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代表著一種文化思潮。它始終圍繞著兩個文化主題展開：一是，關於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價值判斷；二是，關於中西文化關係的價值定位。因此，近代國學的歷史既是一部國學文化思潮的興衰史，又是一部中西文化關係的變遷史。
北京大學國學院院長袁行霈教授說，近代以來所謂“國學”的涵義與古代不同，從梁啓超擬辦《國學報》，到國學保存會提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再到章炳麟鼓吹反滿革命，倡導研究的國學又具有愛國情結；此外，胡適、顧頡剛、錢穆等又有關於“國學”“國故”、“國粹”的種種議論。他認為，“國學”即中國固有的學術，以及研究中國傳統的典籍、學術與文化的學問。
學部委員方克立教授明確提出：“我不贊成將國學與文學、史學、哲學等並列設立為一級學科。”他指出，國學就學術內涵來說，二者(國學與文史哲)是大量交叉重合的。國學中除了有小學、經學、文學、史學、哲學等傳統人文學科的內容外，還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軍事學、民俗學等社會科學，天文、地理、曆法、算學、醫學等自然科學，農學、水利、工藝、建築等實用技術科學的內容，甚至把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京劇等傳統藝術和武術、雜技等等都包括在內。如果將國學與文史哲並列設為一級學科，似乎連邏輯上的種屬關係都忽略了，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國學的地位。如果國學只是一個與文史哲並列的“一級學科”，其內涵勢必要大大窄化，難以將國語、國文、國史、國醫、國劇、國畫等等都涵括於其中，不能使人們對國學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方克立說：“在我看來，學界目前所講的‘國學’，就其指稱對象和時空範圍來說，多數學者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稱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這就是狹義的國學概念”。
國學究竟有什麽用
有人曾問國學究竟有什麽用？袁行霈幽默地說：“要說沒用也真沒用，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資賺錢。”緊接著他指出，但國學的精華部分能豐富我們的精神世界，增強民族凝聚力，協調人與自然以及人和人的關係，能够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知識和技術用到造福於人類的正道上來，這是人文無用之大用，也是國學無用之大用。
袁行霈反問道：“如果我們的心靈中沒有詩意，我們的記憶中沒有歷史，我們的思考中沒有哲理，我們的生活將成為什麽樣？”
究竟怎樣看待國學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在以《國學的當代形態與當代意義》為題的演講中袁行霈指出，國學是在清末救亡圖存的呼聲中提出來的。但歷史已證明，國學不能救中國，也不能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然而，只要我們研究的態度正確，國學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可以起到促進作用。
那麽，又如何看待當代意義上的國學呢？袁行霈認為，一個民族的疆土被人用武力占領了，還可以收複；一個民族的文化被人滅絕了，或自己拋弃了，則萬劫不複！國學作為傳統文化深層的學術的部分，與中華民族的複興密切相關。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中，擁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必須自己維護自己的根，這樣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據此他提出對待國學的三種態度：分析態度——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開放態度——不封閉自己，既吸取世界優秀文化成果，也要讓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前瞻態度——正確對待古今關係，立足當前，面向未來。
不能無視“文化貧弱症”
針對當下我們社會上出現的急功近利、物欲橫流、金錢至上、道德淪喪的現象，以及人們精神生活的相對貧乏，不時冒出一些荒誕、淺薄的文化現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國學院院長紀寶成教授感嘆：這些都與傳統文化的斷層、缺位有很大關係。
紀寶成在演講中曆數社會上“文化貧弱症”的種種症狀：有些人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陌生、疏離，言必稱希臘，行必稱與國際接軌；有些人對好萊塢大片趨之若鶩却不知屈原、司馬遷為何人；有些大學生英文頂呱呱但看不懂文言文甚至不能寫文通字順的文章；當歐洲普遍抵制麥當勞的時候，在中國吃洋快餐成了現代生活的標志；一些大城市中一幢幢怪异平庸甚至畸形的建築拔地而起，滿街充斥的是洋招牌……這一系列現象與中國這個文明古國、文化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
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呢？在《何為國學》的演講中，紀寶成指出，國學或許是最好的可資利用的資源。湯因比曾說：“古典教育是一種無價的恩惠。”《周易》則講：“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這都說明研習古代文化經典，對於涵養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養的重要性。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將有助於人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而了解和熟悉本國文化經典，是國民獲得文化教養的主要方式，是起碼的文明教養。
冷靜審視“國學熱”
“國學熱”中，是否存在一些令人擔憂、值得警惕的現象呢？方克立教授分析指出，一是少數人以弘揚國學為名，行“複古更化”、歷史倒退之實，企圖把國學意識形態化，用來抵制和取代當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這種企圖從他們提出的“重建‘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儒化中國”的口號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二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有些人把國學當做一種用來牟利的特殊商品，充斥圖書市場的國學出版物良莠不齊，出版商和粗制濫造者更多地關注經濟利益，某些高校辦的“天價國學班”也在群衆中造成了不良影響，這種商業化運作與國學所標舉的道德人文精神顯得很不協調；三是媒體過分炒作、造勢使“國學熱”中有許多虛熱的成分，引導受衆盲目追逐戲說新解的“快餐國學”，不利於提高國學研究的學術水平。
方克立在《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的演講中強調，國學研究需要長期積累和沉潜的功夫，不能靠追逐時潮、搞“短平快”而見速效。那些值得憂慮的現象都不利於國學的健康發展，而是有損其聲譽，甚至有可能把它引上邪路，因此對“國學熱”進行正確引導是十分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