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0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載社論說，“檢察總長”陳聰明又遭議論，有檢察官檢舉他曾干預高捷案。其實，陳聰明最受爭議的是對特別費案的處置，顯已不適任“檢察總長”的職務。
陳聰明日前召集檢察長會議，決定對首長特別費案件從寬處理。檢察體系這項決定來得太遲，也極不公平，“檢察總長”可謂嚴重失職，已不適任；但由於“檢察總長”為特任並有任期保障，除由“監察院”彈劾外，別無處理途徑，故未來“監察委員”上任後應優先處理本案。
近年來，檢察體系在政爭的背景中對偵辦諸多重大案件未能依法秉公處理，令社會非常失望，其中尤以在首長特別費案上所暴露的不公不義最為突出。倘若“監察院”決定有所處理，便不啻是對“檢察總長”所代表的檢察體系長期、眾多失職問題作一總檢討，以恢復社會對檢察官的信任感，並為未來司法改革時是否仍將檢察官繼續視為司法官之參考。
檢察長會議決議謂：“特別費領據部分，只要主觀上沒有犯意、客觀上未施用詐術，因領據不用提供單據，檢方將不會逐筆清查，除非檢察官有證據證明顯然非因公支出，全數推定為因公支出。”
社論指出，其實，多數首長主觀無犯意、客觀未施詐，這是檢察官偵查時早就得知的情形，至少台南地檢署在偵辦許添財案就已提出這樣的觀點；至於領據不用提供單據，並無逐筆追查的實益，更何待遲至今日始能認定？
然而，南檢要求協調統一見解，北檢侯寬仁等拒絕，堅持起訴馬英九，檢察上級不管；特偵組在處理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和蘇貞昌的案件中，又採用了什麼“罪疑惟輕”、“被告毋庸自證己罪”等接近南檢的觀點，輕放二人過關，檢察上級也不管；法院判無罪而同一批檢察官一再上訴，檢察上級還是不管。如今，新舊政府交接，檢察上級忽然大發慈悲，謂要從寬處理；這種畏懼權勢、投機觀望在先，沽名釣譽、混淆是非在後的情狀，令人不忍卒睹。
檢察長會議又說，單據、發票部分，是否因公支出的標準包括：實際付款人、消費態樣、時間、地點、所換得的服務或商品有無顯然不合因公支出之情理者等等；至於首長本人或其家人日常生活支出，由檢察官依據經驗法則，以客觀上能否認定是因公而額外支出，且其花費是否符合社會常情來判定。然而，馬英九案中的余文，實際上確是承命因公支出，只是用大額發票代替原始小額發票；結果判處偽造文書，須入獄服刑，連法官都同情並指當初檢察官處理不當，致使法官無從判決緩刑。另一方面，謝長廷和蘇貞昌的幕僚人員同樣在發票方面出了毛病，卻以金額過小而均不予追訴。試問檢察長們能還余文一個公道嗎？
社論說，“檢察總長”不能及時行使職權，負起責任，以求執法公平公正，這無疑是嚴重失職。因為，既然宣稱“檢察一體”，則任何一位“檢察官”就不能有特殊的見解，尤其不能以政治偏見來辦案，而讓任何一位“被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檢察總長”本應以自己的職位高度，審視全體執法的情況，調整偏差。做不到這一點，“檢察總長”就是失職。
說到調整偏差，則“檢察總長”連特定檢察官明顯違法的行為，亦未進行事後行政和法律責任的追究，更難以自解。在馬案中，檢察官侯寬仁扭曲被告和證人筆錄，經審判法院確認後指為“實務上罕見”；這種行為，嚴重損害檢察官的公信力，“檢察總長”豈可坐視不理？未來的司法改革，恐又難免產生要檢察官除去司法官身分和特權的聲浪，這當然也要由“檢察總長”承擔責任。
“檢察總長”陳聰明未在關鍵時機，善盡其應盡職守，非但扭曲了司法正義，而且一手製造了偌大的政治風暴，致使台灣付出了極為慘重的社會代價；倘若此時檢察長會議作成“從寬處理”的決議為是，則陳聰明往昔一再故意錯失或打消作成統一見解的時機即必然為非。新“監察院”不能放過此案，以昭來者炯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