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21日電／截至5月20日18時，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遇難。連日來，這個黑色的數字一直在上升，讓中國痛斷肝腸。
新京報今日刊登社論表示，盡管地震奪走了數以萬計的身體與生命，但是，只要我們努力，總有辦法讓逝者留下名字，有尊嚴地離去，而不是將他們的名字與身體一起掩埋。此時，我們應該讓“數字”變“名字”，為逝者立一座刻有他們名字的紀念碑，讓標刻這場苦難的抽象數字，變成一個個具體的、鮮活的人的姓名。
昨天，為了尊重逝者，國家有關部門聯合制定了地震遇難人員遺體處理意見，對既無有效身份證件也無親屬辨認，無法確認身份的遇難者，公安、衛生部門要盡力對遺體進行編號、記錄、拍照、提取可供DNA檢驗的檢材，並由公安部門統一保管和檢驗，建立“5.12”地震遇難人員身份識別DNA數據庫。
死者長已矣，生者多努力。顯然，我們需要銘記的並不只是一場國難，幾許悲情。只有記住每一個人，關於這場災難的記憶才能更真實，對生命的尊重才能更具體。一個民族關於苦難的記憶，不能只靠口耳相傳，承載苦難記憶的書本、文獻、證物，以及各種形式的博物館會留傳於世，見證一個社會的痛定思痛與生生不息。
社論說，銘記苦難是一種社會責任。對於任何災難而言，只有一個“集體受難”的悲劇印象是遠遠不够的，因為任何群體性災難，都是由具體的個人來承受，正是個體的不幸構成了集體記憶的所有細節。
國家記憶，最後都得落在個體具體記憶之上。任何災難，最後也都是具體的災難。“9·11”恐怖襲擊後，紐約建“世貿中心紀念館”，收入許多“9·11”罹難者家屬捐贈的照片及二百多個罹難者的遺物，並在世貿大厦原址上永久性地留下了近3000名罹難者的名字。而在中國，1946年西南聯大正式結束時，師生們在校址上竪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上面刻著聯大從軍學生的紀念碑文及834位從軍學生的名字，至今未失。
任何國家的歷史，都是具體的人的歷史。對逝者名字的梳理與銘刻，同樣是在補寫歷史。對於發生在汶川的這場災難，透過媒體報道，盡管我們已經知道了許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但是更多逝者還不為人知。如果我們能够通過努力留下所有逝者的名字，讓每個人的姓名成為集體記憶的入口，事實上也是在豐富我們的世界，對生者與死者盡責。
一塊大地開裂，給全人類留下傷口。眼下所有努力，不僅為了超拔於苦難之上，更為了重申人的價值與信仰。從設立國家哀悼日，到發文嚴格要求禮遇每一位遇難者遺體，這一切莫不說明，共和國正在不斷用具體的行動，豐富著國家倫理。每一個生命都是奇迹，每一位逝者都貴比國家。
沒有對個體生命的充分尊重，就談不上以人為本。社論表示，災難過後，我們需要建一座碑，紀念這場國家災難；在這座碑上，要鐫刻上所能證實的遇難者的名字，讓這場災難變得具體而真實，讓大寫的“人”字矗立在民族的歷史記憶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