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會召開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方針，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實現了思想路綫的撥亂反正；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口號，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决策，實現了政治路綫的撥亂反正；形成以鄧小平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了組織路綫撥亂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複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務；審查和解决曆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開始了系統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會議還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作出的實行改革開放的新决策，開始了中國從“以階級鬥爭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從封閉半封閉到對外開放的曆史性轉變。
2、1979年 設立經濟特區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厦門試辦特區。8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幹問題的規定》，主要內容是擴大地方和企業的外貿權限，鼓勵增加出口，辦好出口特區。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爲“經濟特區”。改革開放之初，在缺少對外經濟交往經驗、國內法律體系不健全的形勢下，設立經濟特區爲國內的進一步改革和開放、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
3、1982年 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確立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目前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産計酬，聯産到勞，包産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産責任制；1983年中央下發文件，指出聯産承包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91年11月25日—29日舉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强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産承包爲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爲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幷不斷充實完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作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而且，隨著承包制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挂勾，使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大增，解放了農村生産力。
4、1984年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提出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産黨十二届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决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加快以城市爲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是當前我國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務是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决定》認爲：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决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爲打破計劃經濟體制創造了條件。
5、1986年 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啓動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深化企業改革增强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規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規定》的出台是推動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步驟，對于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企業外部條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機制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6、1987年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路綫提出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趙紫陽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綫，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幷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十三大是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路綫的繼續、豐富和發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開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
7、1988年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提出
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著名論斷。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現代科學技術是新的社會生産力中最活躍和决定性的因素，全黨必須高度重視幷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同時規定了當前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决定》從宏觀上制定了科學技術必須爲振興經濟服務、促進科技成果的商品化、開拓技術市場等方針和政策，促進了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産力的轉化以及高新技術産業化的發展，揭開了文革後國家全面科技體制改革的序幕。作爲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和最先實施內容，這一改革政策的頒布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和科技的結合以及由此而生的中國多領域跨越式進步。
8、1992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江澤民作《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報告總結了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决定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大會通過《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綫寫進黨章。黨的曆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是十多年來黨進行理論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之一，也是社會主義認識史上一次曆史性的飛躍。
9、1993年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1993年11月11日—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决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0、1993年 進行分稅制改革
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作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决定。我國于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從1995年開始又對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進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較爲規範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加之2002年的所得稅收入分享改革，我國基本上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財政體制框架。這是我國建國以來政府間財政關系方面涉及範圍最廣、調整力度最强、影響最爲深遠的重大制度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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