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5日電／新京報今天發表署名楊東平的文章說，2007年歲末，廣東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在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新任省委書記汪洋提出，廣東的發展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區，需要繼續解放思想，以當年改革開放之初“殺開一條血路”的氣魄，努力在實踐科學發展觀上闖出一條新路，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
文章說，已經好久沒有聽到地方官員這樣旗幟鮮明地鼓勵思想解放、改革開放，這樣令人耳目一新、有魄力、有血性的言論了。廣東省的這一大膽宣示，不僅是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認識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信號，也是地方政府之間新一輪政績競爭的信號。這一次，政績的目標不再是招商引資、出口貿易或者GDP，而是科學發展觀的實踐。這的確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刻轉變。
文章指出,廣東省解放思想的實際行動之一是自曝“家底”。如教育落後，2006年高校毛入學率低於浙江、江蘇5個百分點，高中階段每萬人在校生數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列第22位。醫療落後，每千人口擁有醫生1.6人，僅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城鄉差異、地區差異巨大，城鎮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0年的2.67倍擴大為2006年的3.15倍，粵北山區的人均GDP僅為珠三角的1/4。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均高於全國以及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等省市。事實上，類似這樣的“家底”我們還可以列舉許多，例如珠三角的治安狀況、環境污染、勞資關系、外來流動人口的生存狀況等等，都是需要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來檢視和反省，並加以認真解決的。
值得重視的是，廣東省還提出要樹立世界眼光，廣州、深圳要敢於叫板新加坡、首爾，瞄準世界一流水平設立城市考核指標。這也是很有膽識的提法。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中，整治“城中村”成為重點議題之一。本著思想解放的精神，對此有一些不同意見。
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新加坡作為創造經濟奇跡的亞洲“四小龍”，就曾是國內重要的學習榜樣。新加坡的城市管理，以強政府、嚴刑峻法、嚴厲的社會管制而聞名，清潔美麗，一塵不染，經常為人所羨慕。然而，在中國社會劇烈的轉型過程中，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勞動力轉移，新加坡式的社會管理能否移植和奏效，是十分令人懷疑的。
以整治“城中村”為例，廣州一年的流動人口為400萬人，其中250萬居住在“城中村”。這些臟、亂、差的“化外之地”，固然集中了許多“低端的人群”，包括“兩搶的犯罪分子”；但同時也滿足了超過1/2流動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安頓了不可能購買天價商品房的眾多中低收入勞動者。廣州、深圳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於這種市場自發形成的、低成本的住房機制。除非政府有能力解決他們的住房，否則，如果這250萬人流離失所，或者被趕出城市，廣州的活力和秩序真的能夠保持嗎？
顯然，在處理這種十分復雜的中國問題上，我們需要從實際出發，十分慎重、實事求是、創造性地加以解決，不能僅靠鐵腕和決心。例如，可採取公眾參與、漸進式、有機改造的方式，改善城中村的居住條件和治安狀況。以科學發展觀的視角，在借鑒國外經驗上，我們今天的世界眼光理應看得更深、更遠。就社會管理而言，芬蘭、瑞典等北歐國家按照“以人為本”的價值和理念，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基礎上的社會文明、社會秩序，同樣是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的榜樣。
廣東省率先開展的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已經破題，有很大的創造空間和選擇的可能性，也有可能真正成為實踐科學發展觀的表率。對此，我們是有理由期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