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7日電╱歲末充滿節慶氣氛，連候選人也趕場湊趣。謝長廷日前參加了一場“我愛台灣、幸福PARTY”晚會，以“幸福經濟”的主題向台灣青年開出支票，包括：年輕人有房子住，租到便宜房子，人人有工作，不要成為債務奴隸。謝長廷說，政府應該鼓勵年輕人追求夢想，不應該只鼓勵拚命賺錢；政府有責任提供快樂的環境給年輕人，幫年輕人圓夢。
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題為“希望落差社會如何兌現幸福經濟支票？”的社論指出，這是民進黨過去“總統”大選的“希望相隨，有夢最美”口號的翻版。不過，與此相對照的社會氣氛卻大不相同。台灣就業市場最近出現了一些新趨勢與新名詞，都是根據主計處和人力調查相關資料而來。例如“跳跳族”，是指工作更換頻繁的族群；根據人力銀行業者最新調查，今年的應屆畢業生有將近四分之一至今未找到工作，淪為失業族，有正職工作者也有四成八離職求去。另外則是主計處最新調查顯示：今年“非典型就業”的部分時間工作者人數高達二十五萬兩千人，創歷年新高。
狂歡派對主角的年輕人，可能也是當今台灣最感徬徨的一個世代。人力資源業者針對畢業五個月的應屆畢業生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不僅二成三到現在仍未找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薪資也偏低，大學學歷平均只有二萬三千元，碩士學歷三萬四千元；低薪資成為青年工作不穩定的原因之一。此外，主計處調查所發現的部分工時工作者人數飆升，則是近兩年的現象。九十四年只有十萬人左右，但景氣急凍，去年即超過二十萬人，今年再創新高，而職場品質卻越來越差。台灣是世界工時最長的地區，近五年的平均時薪幾乎零成長；但即使最低時薪調整為九十五元，計時工卻反而擔心企業主將減少聘用人力。
社論指出，學者對這些職場現象表示憂心，因為向下沈淪的不但是經濟景氣，也是一整個世代的前途與信心。以如此低的薪資水準，在現今物價飛漲的環境中，勢必生活辛苦，造成青年對前途和未來愈來愈沒信心。更糟糕的是，年輕人萬一短時間內找不到適合的工作，很容易因挫敗淪為長期失業者，陷入貧窮、濫用藥，甚至犯罪、自殺等惡性循環中。這不是出自象牙塔的危言聳聽，而是前車之鑑的嚴厲教訓。
日本自泡沫經濟發生之後，負面影響從經濟面擴展到社會結構面；自殺人數、失業族、打工族和約聘人員、乃至家庭暴力的個案，都同步遽增。在青少年層次，則出現了放棄學習的學生，和大學畢業後的“單身寄生族”。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轟動一時的“希望格差社會”，就在描述年輕人之間這種“失去希望，也就是認為即使努力也不會有回報”的心理現象。隔海與此間看似無關的情景，如今是否也在台灣滋長？採用“中研院”二十年來調查台灣社會變遷的資料所進行的研究顯示，民眾對於“除非碰上好運，一個人很難升官發財”、“人與人之間再也沒有可靠而值得信任的關係了”等問卷題目的回答，呈現出民眾對自己人生的“控制感”和感受的“社會支持度”越來越低的趨勢。在日本因原先穩定的升學、就業管道搖搖欲墜所造成的“希望格差社會”，在台灣是否也複製產生了具有嚴重“希望落差感”的青年世代？
社論認為，謝長廷在此時所開出的“青年有工作，有房住”的支票，應是針對時下青年“薪資低，沒工作，寄生族”等現象所提出，儼然是畫餅充飢。因為，問題不能倒果為因，而是該如何對症下藥；“青年有工作，有房住”不是能即期兌現的支票，反而應追問“薪資低，沒工作，寄生族”等現象是誰人執政所種下的果。總統候選人承諾的“幸福經濟”顯非一蹴可幾，誰能帶領台灣走出“希望落差社會”的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