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7日電／台灣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楊泰順今天在聯合報發表文章說，為了對抗地方政府堅持兩階段的投票程序，陳水扁表示將“慎重思考”實施戒嚴。此言一出，各界無不譁然，多數認為陳水扁只是“狂人狂語”，敢說而不能做。
客觀情勢下，陳水扁或許懾於內外壓力不敢戒嚴，但就法論法，台灣當前的憲政體制的確賦予了“總統”極大的空間，可以“隨心所欲”的宣布戒嚴。諷刺的是，這個超大空間，正是九一年國民黨挾著壓倒性的多數，在“國大”第一次修憲時所創造出來的。今天痛斥陳水扁，當年又何必種這個因？
宣布戒嚴將凍結法律程序與人權保障，對人民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是故民主國家對其宣布均以嚴格的程序加以限制。甚至，如果沒有客觀情勢的需求，法院仍然可以拒絕適用戒嚴令。二戰後期，曾有兩位平民因夏威夷實施戒嚴，而在犯案後遭到軍法審判，美國法院則以當時日軍已無進犯能力，一般法院已可正常運作，平民自不應受到軍法審判，等於間接宣布戒嚴因客觀情勢改變而失效。
台灣“憲法”第三十九條賦予“總統”有宣布戒嚴之權，但其宣布卻必須以“憲法”第四十三條或增修條文第二條的緊急命令的發佈為基礎。因為，若非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戒嚴便無合理性。九二一大地震時，李登輝曾宣布災區為緊急狀態，但因事態並未失控，故未進一步宣布戒嚴。如果未有緊急命令宣布卻逕行戒嚴，便無異引軍人干政等同毀憲。是故，緊急狀態的存在與否，對“總統”宣布戒嚴的限制，其實遠大於“行政院院會”的議決或“立法院”的追認。
然而，如果仔細檢視“憲法”本文第四十三條與增修條文第二條的差異，認同民主憲政的朋友恐怕都會背脊涼一半。因為第四十三條明言，“總統”只有在“國家”“遇有”災害等重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時，才得於“立院”“休會期間”，發佈緊急命令。但當年國民黨控制的“國大”卻在第一次修憲時，將此條文改為：“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甚至就算“立院”開會期間也可以發佈緊急命令。“遇有”乃客觀的事實，“為避免”則為決策者的主觀判斷；而“休會期間”更是對“總統”直接而明確的限制，拿掉這項限制等於給了“總統”隨時宣布緊急命令，進而發動戒嚴的尚方寶劍。
依增修條文，陳水扁若說現今“中央”與地方的爭議，可能會破壞“國家”社會的安定，“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他請求“行政院會”議決，發佈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戒嚴）…。法理上，誰說“總統”無權？“立法院”雖必須在十日內追認否則該命令無效，但十日後生米已成熟飯，這個追認又有多大的牽制力？
有些法律學者表示，戒嚴法明定，“總統”只有在內亂外患的前提下才能宣布戒嚴。但台灣“憲法”將戒嚴令與緊急命令並列，目的只在凸出內亂外患的緊急性，並非表示“總統”不得藉由緊急狀態而宣布戒嚴，因為軍事管制當然也是“必要之處置”的手段之一。是故，緊急狀態的寬鬆限制，便等於開啟了宣布戒嚴的方便之門。
陳水扁說，“有人建議”他宣布戒嚴，這個“有人”究竟是誰，陳水扁必須公布以便交由歷史裁判；同樣的，當年強力通過擴權修憲的國民黨，今天也必須為先前所種的因向人民道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