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3日電／中國的礦難，到底能不能避免？南方都市報今天發表社論說，這話原本應是一個肯定句，但問號其實深入人心。
社論指出，這個老問題，事實上已沉澱成某種灰暗難言的社會情緒，迫使公衆反複體驗而選擇適應，最終完成悲哀的脫敏。有此情形，貴州省委書記因礦難而起的震怒，仍然引人注目。在近日貴州納雍特大事故會議上，省委書記石宗源嚴厲斥責，“煤礦出了事，上面一追問下來，結果都是煤礦手續齊全，是合法的。我要問大家的是，這合法的手續，它究竟合不合理？合不合天理？”據新華社報道，石宗源的厲聲質問震動了整個會場。
貴州此次特大礦難，共有35位礦工死亡。在大大小小持續不斷的礦難事故中，這起事故，既非空前，也難絕後，甚至說不上特別觸目驚心，不過，省委書記石宗源說，“煤礦出了事，煤礦老板自然是要依法受到追究和處理的。但我看來，僅僅處理煤礦老板是遠遠不够的，是誰發出去的證，誰就必須負這個責。”這番話，沒有官場問話慣常的雲山霧罩，亦不加地方主政常見的袒護之詞，而直指礦難背後的死結，質疑可能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地方要員如此直言問責，也屬難得一見。
而難得一見，當然是難在這份高層官員的反躬自省上。礦難頻發，見得最多的，是各類官員痛斥無良礦主，誓言絕不姑息。但礦難成因，實際上一句權錢交易、瀆職失職，即深中肯綮。可以說，治不了礦難，不是因爲治不了無良嗜血的資本，而是治不了瀆職失職的官員。如果行監管之責的官員得不到監督，權力失去基本的制衡，官在礦難在，就是今日社會的鐵律。
社論說，省委書記石宗源直言責問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或有黨政要員整肅吏治、根除礦難的意志决心，也生出幾分敢言無忌、鐵面無私的官場氣象。不過，這一番作爲，于積弊深重的官場現實，又會有怎樣的成效和意義？學者郭巍青曾提出官場的問責困境，幷分析問責困境的根源，不在于個人素質或能力，而在于組織與制度邏輯，常産生“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而在中國條件下，導致問責困境的根源之一，就是權力太大且高度集中。省委書記石宗源要問責，這重無形的問責困境，即使以黨政一把手的意志推行，又如何能有效破解？
社論指出，政府的問責困境，還有更詳盡的數據論證。今年5月，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6年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629名職務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已經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高達95.6％。這些涉嫌瀆職犯罪的人員，多集中在對安全生産負有監管職責的安監部門、礦區黨政機關、國土資源管理部門、煤炭工業管理部門和公安機關等，其中又以安監部門和礦區黨政機關的人員居多。免刑和緩刑率畸高至此，真正因爲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坐牢的官員，少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
有了如此背景，省委書記石宗源的敢言之勇，不免讓人生出更深切的憂慮。在基層公權懶散、監督無力的格局下，基層官員如何可能領受書記威嚴震怒的厲害，爲礦難頻仍的現實，擰緊政府監管的壓力閥？如果權力失衡現實依舊，基層官員兀自無動于衷，民衆則見慣了台上的進進出出，風雲色變，權當一時的個人表演，石書記的這番厲聲責問，又如何贏取民衆的期待和信任？如果書記震怒，也不過怒則怒矣，終究是令人尷尬的現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