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瞭解，在2004年國務院頒發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中，正式提出了決策民主化、科學化。2005年經過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也強調，重大決策實行依法決策、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與此相呼應，各地相繼出臺了各種規範意見和規範行政決策。經發改委調查的一組資料顯示，全國超過70％的市縣政府出臺了規範行政決策方面的專門規定，明確決策許可權和程式，並建立了政府決策公開聽取公眾意見制度；超過50％的市縣政府建立了政府決策跟蹤回饋和評估制度。
儘管中國目前沒有澳大利亞那樣比較完善的公眾參與決策的機制，但類似做法也已出現，如聽證會制度和專題調查組。在專題調查中，有成立農民工問題調查組和房價問題調查組；引起廣泛關注的個人所得稅聽證會等各種聽證會也曾多次舉行。發改委體改司一位官員認為，“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依法決策相結合的模式開始形成。”不過，“決策領域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發改委課題組專家稱“聽證會缺乏透明性，流於形式。”目前有的聽證會在聽證程式上“遮遮掩掩”，如有的聽證會在代表的人選上不透明。而澳大利亞生產力委員會公開調查的最終報告中，各種意都必須得到反映，但中國對聽證會記錄如何處理沒有明確規定。
總體而言，各地存在的問題包括4方面：
一是，決策的隨意性大。一些地方和部門作出和執行決策過程中缺乏應有的連貫性、穩定性，決定了的事情有時隨著領導人的變動而發生變化。還有一些本地幹部沒有按照規則和程式進行決策，憑經驗拍腦袋決策、盲目和倉促決策的現象時有發生。
二是，“諮詢機構變成了單純的‘秘書班子’或‘論證班子’”，即政府決策諮詢機構的職能不夠明確。一些地方和部門還存在領導拍板、專家論證的情況。決策諮詢機構發生職能錯位，很難做到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獨立見解。
三是，由於一些部門在決策時的慣性，“封閉運作”使得決策透明度不高。“群眾對決策過程往往根本不知情，難以進行有序參與和監督。”
四是，決策失誤後追究責任很難落實。由於體制和歷史原因，決策責任界定還不清晰。決策出了問題沒人負責，應該個人負責的往往推給集體，集體負責又難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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