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3日電／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公佈了《北京市文物建築修繕保護利用中長期規劃（2008－2015）》，認為“全市文物保護狀況依然非常嚴峻”。而新京報對多處文物保護單位的調查也顯示，這些文保單位元均被不合理佔用，要麼嚴重破損亟待修繕，要麼居民密度過高、存在安全隱患。
什刹海畔的會賢堂是從“大宅門”變成“大雜院”的典型，這一昔日禮部侍郎的私第住了59戶人家，現狀可想而知。今天的老城，從文物保護單位，到普通四合院老宅，都不同程度存在衰敗的現象。其原因是歷史形成的產權關係的混亂和社會功能的錯位。
上世紀50年代，國家對原公產、私產等各種房產逐步“國有化”，形成了所謂的“公房”。產權變遷的同時，是房屋所承載的社會功能被扭曲。50年代初，為適應計劃經濟和工業化的需要，作為“公產”的會館、“私產”的園林以及一些寺廟，大多成為“大雜院”或街道工廠。老城的文化價值被否定，只剩下了居住性的使用價值，居民越來越多，而房管部門不考慮文化價值進行維修，加速了老宅的破敗。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要醫治今日古建的破敗局面，亟須修復混亂的產權和錯位的社會功能，讓社會因素在城市治理中歸位。
根據文物價值的不同，文物保護單位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如孔廟、先農壇、太廟等宮殿、王府、壇廟，是國家的“歷史紀念物”（historic monuments），騰退和修繕是政府當仁不讓的責任。
第二類是樂家花園、會賢堂、摩訶庵之類的會館、廟宇、祠堂、宅院、園林，它們散佈於歷史街區之中，與胡同四合院相得益彰，構成了歷史文化名城的主要部分。對於此類古建築，首先要理順產權關係，需通過廉租房、經適房的制度保障，逐步疏散居民；其次是恢復社會功能，應積極探索賦予古建築現代社會功能的途徑，例如有人提出將宣南會館恢復為各地駐京辦事處的建議就值得關注。
社說，國際社會已有通過政府、社會和居民的協作，保護古建築的成熟經驗。要解決資金難題，可以參考法國1962年的《馬爾羅法》：“歷史保護區”內的建築物不得任意拆除，維修、改建要經過“國家建築師”的指導，符合要求的修整受國家資助，並享受若干減免稅的優惠。文化遺產保護的主體，則是政府指導下的居民和社會，並特別突出民間組織的作用。例如日本的“民家”（即民居）保護，就依靠各種民間組織的積極活動，讓民家繼續承擔家庭旅館，或茶道、花道場所的社會功能。
在保護資金和保護主體之外，關鍵是要樹立保護者的信心。現行的城市“舊城改造”模式，往往會導致歷史街區成片被拆除，甚至一些文保單位和掛牌保護院落，也面臨被拆的危險。
這就造成了人們想修也不敢修的局面。而煙袋斜街的案例則顯示出，政府改善街區基礎設施後，居民聽到不拆了，就有信心修繕，社會力量也有信心來保護，衰敗的社區被迅速啟動。
城市遺產的保護，是一項涉及全體市民的公共政策，需要在公共參與的基礎上達到城市的善治。據統計，要搬遷各級文保單位中的77000余戶居民，需要1000多億元巨額資金。顯然，這都讓政府來做並不現實。《北京城市總規劃》已提出：“推動房屋產權制度改革，明確房屋產權，鼓勵居民按保護規劃實施自我改造更新，成為房屋修繕保護的主體。”“明確產權”、“公共參與”這幾個關鍵字，已為破解文保難題找出了一條新思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