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8日電／減刑更生人楊振堂疑似嗑藥而精神異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活活打死了台大副教授謝煥儒，連日來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在事發之後兩日，“法務部”召開內部會議，檢討該如何強化更生人之輔導、追蹤等配套措施。在此同時，報載“法務部”次長打電話給台灣大學校方，請校方向李校長轉達施部長的歉意。台彎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社論表示，除了這通輾轉傳遞、毫無誠意的電話之外，整個政府上自陳水扁下至部長，迄今沒有任何一位官員向社會道歉，更不用說有其他負責任的表示。一個政府責任倫理墮落至此，輿論是該說幾句重話了。
“法務部”事後邀集“內政部”、“高檢署”、“衛生署”、“警政署”等跨部會單位開會，做出強化減刑更生人的追蹤輔導、勤訪毒品犯出獄人、增加毒品替代療法等決議，當然是事後亡羊補牢的應變，但也顯示出原來的減刑配套政策有諸多疏失。此外，“法務部”官員也坦承對於楊振堂的行蹤事前全無掌握，反映其對失聯個案並無補救措施。無論如何，一項規劃粗糙的減刑政策闖下這麼大的禍，“法務部”作為主管機關，絕對要負起責任。但是到現在為止，“責任政治”這四個字似乎不曾在施茂林部長的腦中閃過。在高層不願追究、加入聯合國函件遭退等其他新聞事件的稀釋下，這件事好像就這樣不了了之；民主台灣的行政首長的責任倫理，又再一次被當朝官員踐踏。
社論指出，其實最近一兩年來，“行政部”會闖禍、首長卻死皮賴臉避不見面的案例，絕不只“法務部”一樁。“金管會”副主委張秀蓮被力華票券承審法官痛斥行政疏失；機關副首長被司法機關如此貶抑，這是何等嚴重的事？照理說，機關首長該出面講話；若無事則相挺、若有事則處分或停職。但是“金管會”主委胡勝正卻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好像“副主委的事不是機關的事”，好官我自為之。這是什麼奇怪的責任倫理觀？去年，“內政部”政務次長顏萬進因北投纜車案涉賄而遭起訴，部長李逸洋也是不言不語，表現出“次長的事不是內政部的事”的態度，只求保位。
說到機關內主管涉案，“內閣”中的冠軍倒不是“金管會”，而是“國科會”。“國科會”前副主委謝清志因罪而遭收押，涉嫌用政府預算圖利商家，“國科會”主委也未曾對外致歉、負責。上個月，台灣的“國家太空中心”主任吳作樂又涉弊而遭收押，檢方認為“圖利罪嫌疑重大”，但事後僅由太空中心所屬的“國研院”發表吳作樂“職務調整”的聲明，太空中心的太上主管機關“國科會”卻悶不吭聲，而當初提名主任人事的“國科會”主委陳建仁，也沒有一點“用人不當”的負責態度。除了謝清志與吳作樂之外，“國研院”的董事長、院長等高階人事，竟然由“台灣牽手”活動的規劃人接掌，學界皆呼不宜，但“國科會”也不敢對此重大人事案負責，更是令外界失望。這麼多不當、涉弊案件合在一起，卻完全無法使“國科會”首長產生一絲負責任的羞恥心，也算是一種民進黨執政的奇蹟。
“法務部”、“金管會”、“國科會”等部會首長也許會認為，減刑政策與高階主管人事都是府院高層決定的，相關部會的意見，都已循行政管道上呈；上級不同意，他們也沒辦法。這樣的觀點看似自然，卻也連結到責任政治問題的核心。所謂政務官，就是要對其執行政策與政治任命的“最終”成敗負責，其過程中的種種曲折，則不應也不能豁免首長的責任。當首長們有這樣的負責心理準備，他們才會盡一切力量去完成政策。反過來說，如果施政環境中阻礙其政策執行的因素不能克服，他們就該辭去首長職務。無論如何，政務官“堅守崗位，絕不負責”，絕對是極為可恥、極不符民主常軌的行為。
在民主國家，辭職有兩種功能，其一是對失敗的政策負責，其二是對“阻礙其政策執行的因素”表態，展現出原則與堅持。民進黨執政七年之後，不但弊案連連的政務首長縮頭避不見面，更看不到任何人敢堅持原則而維護理念。若說當今“內閣”責任倫理淪喪，那絕對是實情。若進一步批“內閣”中“滿朝盡是阿諛奉承之輩”，恐怕反對的人也不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