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政黨輪替”後，民進黨中央黨部架構逐漸龐大，開支日增，但收入卻又未見有多大增長，因而又呈現了“財務吃緊”狀態。為此，曾進行過人事精簡，其中一級主管的薪資裁減一成，特支費也減去一半。隨後，又於上月中旬分別將位於華山商務大樓十四樓的“中國事務部”等三個下屬機構，及位於青島東路紡織大樓的“政策委員會”，搬回總部所在華山商務大樓八樓。這樣，每個月節省的租金，就有“中國事務部”等三個部門的十二萬元，及“政策委員會”的十四萬元，連同管理費、水電費和人事支出，每月可節省四十多萬元。再加上人事費用的裁減，一年可以節省一千萬元左右，以便於將錢花在刀刃上，迎接未來選戰。
但民進黨有十五個一級部門，為何其他的十四個部門都可保留，就偏要裁撤“中國事務部”？很明顯，一方面，“中國事務部”只是一固學術研究性質居多的部門，不符選戰要求；另一方面，專門設置一個部門來研究大陸事務，也不符“一邊一國論”及“去中國化”的理念思路。實際上，在民進黨中央的十五個一級部門中，除主席室、秘書長室、秘書處、財務委員會是行政財務機構，民主學院是培訓骨幹的黨校，政策委員會主要為黨團服務，國際事務部專責國際黨際交流之外，其餘文化宣傳部、組織推廣部、社會發展部、青年發展部、民意調查中心、族群事務部、婦女發展部，都是“選戰機器”，在選舉中起到組織動員各所屬對象人群的作用。國際事務部雖然不屬“選戰機器”，但卻有助於民進黨的對外黨際交往交流活動。只有“中國事務部”，既未能在選戰中起動員作用，又未能與大陸地區的政黨進行黨際交流交往， 而且與“陸委會”的龐大資源相比，也難以向執政黨及當局提供系統、完整的大陸政策建議，也就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因此，當要實施精簡機構時，“中國事務部”就第一個成了被“開刀”的對象。
文章表示，不過，由於“中國事務部”曾是“新潮流系”的“必爭之地”，實際上“新潮流系”大老、“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著意培養的前後幾位其“國會辦公室主任”顏萬進、梁文傑、張國城等，都曾被安排在“中國事務部”擔任要職。其要控制“中國事務部”，進而主導民進黨的大陸政策的意圖，十分明顯。後來，雖然非“新系”尤其是與前主席許信良理念接近的顏建發、陳忠信掌控了“中國事務部”，逼迫“新系”全面退出，但“新系”仍對中國事務虎視眈眈，一直企圖捲土重來。因此，裁撤“中國事務部”，也等於是間接截斷了“新潮流”重新染指“中國事務部”之路。
“中國事務部”合併進國際事務部後，給大陸地區一些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學者，在與民進黨進行學術交流時，帶來了某種障礙。過去，盡管該部門的名稱是“中國事務部”而不是“大陸事務部”，由其出面接待到訪民進黨黨部的大陸專家學者，多少有點“怪怪地”的感覺。但由於大陸地區就是中國的主體部份，仍可“含糊”處之。但今後大陸專家學者到訪民進黨，是改由“國際事務部”出面接待的話，“一邊一國論”的意涵就將十分明顯，這必然將會使大陸專家學者躊躇不前，當然也將會使民進黨失去許多與大陸地區的台灣問題專家溝通交流的機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