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這和黨內有派有什麼區別？
王長江：這不是派別，這是通過機構的形式，以機構來體現，如設立工人部體現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樣通過部門協調切割出一些合理的利益分割點，通過合理的協調機制，工人和農民之間，農民和城市人之間都在一黨內通過協調機制來達成溝通。
另一種方式是，比如日本的自民黨，以黨內派別的方式來解決，那也是解決的辦法，而且我認為也是比較好的辦法，因為它各階級有了明確的代表者，這個代表者都是派別，這些派別都具有明顯的政黨性質，有自己的報紙，也有自己的組織機構，這樣一來它起的也是多黨的作用，但這些多黨都是包容在一個政黨之內的。
一黨民主，至少我們說它有這樣兩種解決的辦法，不能說沒有辦法。
另外，不用政黨，在過去看來是不可能的，必須通過政黨來溝通，如今看來並不這麼單一了，因為又出現了其他很多種形式。隨著公民社會的發展，如今越來越體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比如媒體、網絡。像這些新興介質的出現，它在很大程度上分流了政黨的部分功能。還有非政府組織。很大程度上民眾可以通過這些機構和公共權力達成溝通。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設想，起公民與公權溝通作用的既有政黨，又有媒體，又有非政府組織，這幾塊為我們組成了一個大的政黨概念，即公民參與政治的工具概念。
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結果，我們當然可以達到一黨領導下的民主發展。因為在中國現有的情況下，走多黨制的路子，注定會出現大亂，遭殃的是老百姓。從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有沒有發展民主的空間，我們現在眼前要走的是這一步。我的觀念是，看現有的有沒有空間，如果有，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要求下，這個路必須要走的。我和別人不一樣的一點是，我認為這個空間還是有的。包括分權監督也好，制衡也好，我認為在一黨的基礎上還是有的。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還是可以做很多的。
人物周刊：怎麼在提倡一黨民主的定義中，防止派別的產生？
王長江：很多人擔心一黨多派會有把政黨引向分裂的危險。我覺得，列寧對於黨內派別有明確的定義，他說，黨內的所謂派別是有自己的組織，綱領和紀律的。
這幾個因素缺一不可，斯大林最初也是按這個標準來套用不同意見的，最早他用這個標準說反對意見不是黨內的派別。到了後來，斯大林羽翼豐滿，他變了，他覺得不同意見都是派別，徹底的肅反擴大化了。雖然我們對斯大林的做法提出過批判，但是他對於派別的認識卻繼承下來了，只要是不同意見，就是派別。
於是到了現在，黨員之間走一走，就是搞派別活動。這個認識是不對的，不科學。黨內的不同意見始終存在，這種不同意見的相互聯合應該被允許，而且絕對得允許。沒有不同意見，選舉怎麼提名？
很多時候，我們把派別的界限模糊化了。派別必須得有自己的組織、綱領和紀律。缺一不可。日本自民黨的派別制就是這種形式。
作為一個黨，黨內該不該有不同意見？我覺得該有，不同意見該不該互相連橫，我覺得也是需要的。但是作為一個黨，應該劃清這個界限，比如提出控制，控制黨員之間不能有組織，不能有紀律。其他的放開了，讓他們去幹，去幹了有一個好處，就是恰恰不會形成黨內有黨。
為什麼呢？這在過去可能(形成黨內有黨)，因為過去每個人的階級觀點很對立，政治還停留在階級政治的層面，一旦觀點不同，那就有可能成為階級立場不同，主張公平就是社會主義，主張市場就是資本主義。而現在這個鮮明的階級立場互相滲透得模糊了，無法在這樣一個平衡的面上找到很多利益共同點，我今天跟你觀點一致，明天和你觀點就不一致了。這樣的局面下，黨內加上一些硬性的規范，讓這些觀點流動起來，很難以形成固定的派別模式。
這就是我認為搞一黨民主又不引發黨內派別鬥爭的原因。大家的訴求都得到了交流，哪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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