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中美雙方在知識產權保護、環保、能源等領域的共同利益也越來越多。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正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自身的需求，此方面不存在政策問題，只存在執行問題，對此雙方已有共識。同樣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和石油主要進口國，中美雙方合作的潛力還遠遠沒有得到挖掘。
雙方參與對話的部門在本國並不具同樣影響力
美方參與首輪對話的高官包括：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美聯儲主席、貿易代表，以及勞工、衛生、能源部長等主要經濟部門首腦。中方參與對話的是吳儀副總理，以及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農業部、衛生部、資訊產業部等對口部門負責人。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由於相關資訊、統計資料的分割持有，中國的政府部門在相關業務領域具有很強的決策控制權，而美國的相關政府機構很難掌握類似的權力。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下，存在眾多的行為者，他們都試圖對相互競爭的目標進行妥協。總統及其外交班底在對外政治經濟政策領域發揮著主導的作用。而國務院、商業部、能源部、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等行政機構則主要是作為政策的執行者而存在。
有趣的是，雖然中國的政府部門很權威，但一些具體問題出現時，美方會發現很難找到能全權負責的部門來回答他們關心的問題。因為，就一些重大問題決策，中國各政府部門之間存在複雜的討價還價、共同決策過程。比如QFII、證券市場的監管者可能希望通過不斷增加額度，推動、維持市場繁榮，而人民銀行則可能從控制流動性的角度，希望控制節奏。最終的QFII規模是不同部門之間妥協的結果。
雙方類似部門的職能差別很大，最為典型的是美聯儲與中國人民銀行。美聯儲不屬於政府序列，在本國利率政策方面擁有很強獨立性，“一個政策工具實現一個政策目標”的觀點對該機構有很大影響。多數聯儲理事主要從國內增長、通脹、就業三個角度決定利率政策，並不著眼于美元匯率走勢，美聯儲主席也很少在經濟外交場合露面。而人民銀行除了負責利率政策外，還主導匯率政策的制定，人民銀行行長與財政部長共同出席八國財政會議。如此內外均衡政策決策權於一體的體制，在主要經濟大國中極為罕見。中美雙方財政部的地位也很大。美國財政部居於政府經濟部門之首，財政政策主要出自該部門，相當於中國的“半個國家發展改革委加財政部”。
體制差異也是對話的障礙
在對華交往過程中，藉口國會因素向我施壓、“唱紅臉、白臉的雙簧”，是美國行政當局的傳統技巧。但建立在充分決策民主基礎上的政策政治過程，也確實為持各種對華觀點的人以各種方式介入對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能。關於逆差、人民幣匯率等全局性問題，美國的各類機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相當客觀的結論。他們有管道將自己的意見上達決策層，使決策者清楚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美國行政部門中也有一個複雜的官僚科層結構，這些官僚機構在對華事務上有著很強的政策慣性，強調自己的邏輯，有著自己的行事方式。在白宮、國會的對華政策轉向之後，這些行政機構往往只有在發生較大的人事調整甚至傾軋之後，才能轉過彎來。但是，通過“旋轉門”制度，那些掌握足夠知識、擁有必要政治基礎、真正具有全球眼光的優秀人物，能夠通過便捷的管道進入最高決策層。此一點也是民主制度下官僚機構的活力所在。
關於中國的行政體制、尤其是官員選拔任用機制的優劣，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的設計者們已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無需贅言。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對話雙方確實有著非常不同的背景：一方在傳統官場文化中浸淫數十年，以行政為終身追求的目標；另一方則轉戰商場、學場、官場，從未打算將公務員作為終生職業。中方偏愛考慮長期、通盤考慮問題。在老成謀國者看來，某某在對華政策上一直待我不薄，可以做出某種姿態，讓對方在國內有個交代。而對方則考慮，時不我待，要對得起任期，能換取我方作出多大讓步，就收穫多少，以便為下一步“旋轉”積累資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