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14日電／澳門日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內地媒體報道，有南京“慈善狂人”之稱的邵建波，在其事蹟被媒體披露後，前往索捐的人絡繹不絕，有人更張口就索要一百萬元！日前，十多名索捐者找邵建波索捐不成，竟跑到邵母家中索捐、吵鬧，致使邵母出現食管胃底大出血，處於病危狀態。此事引來人們議論。
“索捐”鬧劇的上演，一定程度凸顯當前社會保障機制的不健全和公益慈善事業的不完善。在發達地區，慈善組織的公信度高，社會保障體系運轉正常。慈善家若想行善，只需將錢捐給慈善組織，再由組織擇人進行救助。
而在內地，儘管也有“希望工程”等慈善組織，但曾出現善款並未能及時和眞正送達需要救助者手中；還出現“慈善腐敗”現象。不少民間慈善家更靑睞和願意以傳統的一對一幫扶來奉獻愛心。
據調查，中華慈善總會每年的捐贈約百分之七十五來自境外，只有百分之十五來自中國的富人，百分之十來自內地的平民。而有關對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內地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一千萬家，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企業從未參與過捐贈。
但在美國，有百分之十的捐款來自公司企業，百分之八十五的捐款來自民衆，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公民未為慈善事業盡過力。
美國的慈善公益團體所掌控的資源高達全國GDP的百分之八至九，即使是個人捐獻，也相當於GDP的百分之二點二。美國國民，尤其是富裕的國民通過自覺、自願捐獻，使財富分配發生良性變化，發達的慈善事業使富人有回饋社會、幫助弱者的渠道。
而在中國，有關的調查表明，每年能募集到的慈善資源不到GDP的百分之零點零五，對財富分配的影響幾乎可忽略不計，先富起來的群體形象更因缺乏慈善公益之舉，社會聲望評價不高。
誠然，慈善是高尙的道德行為，是受道德感驅使的完全自願的行為。慈善並非任何人的義務，受捐也不是任何人的權利。並非所有的富人都必須成為慈善家，貧窮更不能成為“索捐”的藉口。民間的慈善事業只是政府救濟和社會保障的補充，決不能將解困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慈善家身上。
應當看到，慈善法規的欠缺、企業與公衆社會責任感的淡薄以及慈善機構自身發育不良，是制約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主因。誠如中華慈善總會理事章立凡直言：“良好的民間慈善需要有三個層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其中，法律是慈善事業的保障，道德是慈善事業的動力，文化是慈善事業的基礎。倘若沒有健康的慈善文化為基礎，慈善事業就不可能獲得健康發展。
因此，健全的法律、向善的道德與互助的文化，是慈善事業發展的社會基礎。為此，首先應強化立法規範。制定專門的慈善事業法或慈善機構法，明確其公益性質、使命及其管理、運行準則，嚴禁借慈善之名行偸稅之實、通過慈善活動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
其次，確立有利於慈善事業發展的財稅政策。將慈善捐獻享受稅前全額扣除的待遇作為全國統一政策實施。第三，促進慈善機構嚴格自律。慈善機構不僅應是獨立的社團法人，更應成為社會文明與公共道德的形象載體。其應在自治管理的同時建立嚴格的自律機制，並在社會監督與公開透明的條件下贏得公衆支持。第四，應努力形成有利於慈善事業發展的社會氛圍。
官員應帶頭參與慈善活動、傳媒應加強企業與公衆社會責任與公共道德的宣傳、社會各界應弘揚和崇尙慈善人物等。
慈善，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也是社會的第三次分配。它有助於彌補第一次生產分配和第二次稅賦分配的缺陷與不足，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平等。因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亟需慈善事業的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