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3日電／台灣蘋果日報今天發表陳文茜的文章說，前陣子修改教科書“武昌起義”等，成了大新聞。年後新聞淡了，學生們拿著新版教科書讀起了與他們父母理解迥異的民國史。
真的花點時間閱讀1911年前後的史料，無論舊版還是新版的教科書，寫的都是片斷且刻意杜撰的歷史。真是“凡官方說法，沒一個可靠”的定律。
滿清滅亡與民國戰亂史，對當代的我們其實是非常好的教材。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但這個憲改美夢因為前提是以滿人為“君”，無法成為討好的政治主張。於是革命發生了！閱讀民國史，其實就是閱讀一部膽顫心驚的百年族群鬥爭史。少數的滿人統治多數漢人，康有為的民主沒有賣點，必須加上漢族主義的革命巧克力，才產生了巨大無比的動能。
知識份子在那個年代既卑微又巨大。他們必須投身權力與種族的洪流，才能更動那個貧弱且頑固的祖國。在種族的長河裡，每個讀書人都把靈魂交予掌握銀子與槍桿子的人物，最後被迫屈服於長達四十年絕望且無助的動亂循環。他們發揮巨大影響力的，總在報紙。
梁啟超從跟隨老師康有為後，就沒有一天好日子過。辛亥革命後，他更與老師康有為決裂，改支持孫中山；孫下野，北洋時代他想組民主政黨，又失敗了。
在民國政治史上，梁啟超連一個位置都沒有，除了他的報紙。1896年波濤的年代，黃遵憲與梁啟超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後改名《時事新報》。當時交通並不方便，上海發行的報紙送到蘇北、四川，得靠船。許多那個年代的知識份子，每天就等一班船，帶來梁啟超的《時事新報》；一路沿著長江、蘇北、南京到重慶。碼頭上盡是血液奔騰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就等梁任公（梁啟超的別名）那一支筆，告訴他們一段民主的好故事。
上海《蘇報》是另一個極端的例子，它是上海租界發行的報紙，等於是中國言論自由特區，說什麼都沒人管得著。《蘇報》一路鼓吹暗殺慈禧，他們最佩服的是“戊戍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維新政變失敗後，康有為事先獲得通報先溜了，惟獨譚嗣同，慈禧派人來抓他，他不只拒逃，還大開正門，坐得端端正正等人來抓。
《蘇報》每日稱讚俄國虛無主義，呼籲暗殺掉旗人，它聲明只要四億漢人手拉手，當時的話叫“摧枯拉朽”，推翻滿人易如反掌。《蘇報》推崇章炳麟、批康有為，因其與滿人外來政權勾結，直呼康為“小丑”。
孫中山的革命論，在我們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兩版教科書中，都是不容質疑的聖論。當年他與康有為的“立憲”與“民族革命”辯論，是一段被忽略的民主論戰。康有為警告孫中山，“革命會流血”，“流血沒完沒了”，“革了滿人之命，留下的是沒有一日穩定的民國政局”。
事實上辛亥武昌起“事”，一路起到了湖南，沈從文回憶鄉裡衙門換了一批人，仍是同一副模樣。把全鄉召來，宣布“既是革命，就得死人”，至於誰該死？太難決定了！於是就在主廟廣場前把鄉民們叫來抽籤，每人抽兩張籤，兩張牌都是活的，可活；一張死一張活的，還是可活；兩牌都是死，那神明、大革命都要你死，鄉民們只好死了。
於是每日廟前堆了四百多個莫名其妙被處決的中國人頭，為革命而死。死的人數比台灣二二八還多，還荒唐。
這是辛亥革命到了民間的真實面，也是任何一版教科書都不會教你的另一面。
我們現在爭論許多政治議題，在民國史中，早已上演；歷史不斷地複製，但人很難學習。
因為真正的歷史不會寫在教科書裡，你連真相是什麼都不知道，更不要說超越前人的老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