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過去的同類案例，個別地方的有關部門可能存在利用罰款“創收爭先”的想法，因此傾向於在法律條文規定的範圍內將罰款“最大化”。對此，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了《關於進一步規範行政裁量權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見》，嚴格禁止以罰款創收，或以罰款數額作為績效考核指標。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幹部的問題出在觀念上，在他們看來，只有超越樸素的情理判斷，完全就法論法，才能體現“法不容情”，彰顯法律的尊嚴。
事實上，情理與法理并非磁鐵的兩極，二者從來都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作為社會規範的保障，法律是社會大衆心中正義觀、是非觀的外延，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應與情理相合。只有在涉及“大義滅親”“兩害相權取其輕”等極少數情況時，法理和情理才會成為“二選一”的選擇題。而在類似個體商戶賣菜被罰款這樣的問題上，法理與情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正如榆林市市場監管局在接受國務院督察組糾正後所反思的，對於小微主體的輕微違法行為，有關部門可以更多通過責令、改正、批評、教育等措施，督促小微主體合規經營，而非“出手必罰，有罰必重”。也只有對民生現實有更貼近的關注，各級有關部門才能作出情、理、法相統一的判斷。（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作者：楊鑫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