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行為不僅放大了廉政風險，也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和營商環境，屬於社會深惡痛絕的一種現象。對之予以明確規範，很有必要。
更要注意的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基於相關規範要求的震懾，近年來領導幹部親屬違規經商也呈現出隱蔽化的趨勢。如從一些被查處的案件可以看到，一些領導幹部親屬違規參與經營是以“影子股東”“影子公司”等形式進行，對外具有較大的欺騙性。甚至，一些明面上宣布退出的，實際是換個方式轉入“地下”。
而這，正是《規定》要著力破解的一個難題。比如，其中就明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違反禁業規定經商辦企業和以委托代持、隱名投資等形式虛假退出，依規依紀依法進行嚴肅處理，對管理不力造成嚴重後果或不良影響的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員進行嚴肅問責。
當然，法紀的生命力在於落實，越是嚴格的要求，越要注意在落實上下工夫。對此，除了增強系統內部監督，像強化對領導幹部報告情況的隨機抽查和重點查核之外，擴寬外部監督渠道，鼓勵社會對於領導幹部親屬違規經商的監督舉報，也同樣值得重視。
畢竟，很多隱蔽的違規操作，社會更“敏感”。像過往一些查處的案例中，就不乏部分領導幹部親屬違規經商，在一些地方成了“公開的秘密”。若能善用社會監督，必將大大提升規範和查處的效率，讓領導幹部家屬的違規經商無處遁形。
從嚴禁領導幹部經商，到逐步規範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的經商行為，其背後的實質都是要加大對權力的約束，防止權力不當溢出變現，堅決守住權力必須姓“公”的底綫。用更通俗的話來說，當官發財應兩道。在這個問題上，不容再僥幸。（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