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犯罪記錄是否減輕刑罰威懾力？
自2012年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被寫進刑訴法，至今已10年，在不斷完善和推行的過程中，這項制度也面臨著爭議。
有觀點認為，封存犯罪記錄便會減輕刑罰威懾力和教化作用，讓未成年人有恃無恐。
對此，郗培植表示，基於對象是未成年人，應該以不同的視角看待犯罪，年紀很輕的未成年人可能存在衝動犯罪的情況。如果因此披露犯罪記錄，未來很難再回歸社會，日後升學、就業等都可能受到歧視和限制。
郗培植稱，出台該《辦法》的原因和目的在於讓未成年人更好地回歸到社會。他表示，未成年人最嚴重的犯罪是故意殺人致人死亡，而這個群體可能經過十多年的刑期，也要重新回歸社會。這些孩子最初回歸社會時，因為長期和社會脫軌，普遍呈現出迷茫的狀態。
他提及以往曾調研的個案，重慶一未成年人在出獄之後發現自己的犯罪記錄被洩露，導致找工作困難，加之缺失系統教育，慢慢地和其他接受過刑事處罰的孩子形成一個地下群體。在他看來，如果這一群體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可能也會成為一種風險。
郗培植看來，有犯罪記錄的未成年人還有漫長的人生道路要走，如果社會不接受他們，便容易導致被貼上標簽後自暴自棄。而《辦法》就是基於幫助未成年人回歸社會而頒布，“我們發現，有很多未成年人犯錯犯罪出於衝動，到了年紀成熟時，則會結果不同”。再者，《辦法》中規定，五年以上刑罰不進行封存，因此，減輕刑罰威懾力和教化的顧慮是不大的。
對於一些案情比較極端的個例，郗培植認為，《辦法》一般是從全局考量後，最終做出原則性的規定，個別極端的案件存在的特殊性也需要考量，不應以偏概全。
郗培植表示，雖然目前降低了刑事責任年齡，但是少年司法堅持以教育、感化、挽救為原則，對於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要分級幹預、以教代刑，“刑罰只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手段和措施”。郗培植稱，刑罰的嚴苛程度和社會效益的關聯有限，從根源上來解決該問題主要以教化為主，“2020年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就是很好的參考，將未成年人可能實施的行為進行分級幹預。”（來源：成都商報紅星新聞 紅星新聞記者：陳怡帆、潘俊文 實習生：楊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