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地說，在涉事醫生權衡、推演等一系列思維活動中，至少包括對其所選直播平台的環境氛圍、規則寬容度、激勵導向的感知與揣測，以及風險系數、懲罰紅綫等的預判。假設滿足荷爾蒙需求的內容被鼓勵和縱容，洩露或消費隱私帶來的是驟增的流量以及可順暢變現的商業利益，天量的直播內容面對的是低效甚至部分失靈的監控體系，那麼“理性”算計下，何為性價比高的選擇似乎顯而易見。直播造人、偷拍空姐、私自上傳解鎖的監控視頻等久遭詬病的亂象，均可歸為此類。
前述事件中的涉事醫生若觸犯法律，必將承擔應有的法律後果。此處并無意為其卸責，而旨在說明，除了譴責并懲罰涉事個體，針對網絡直播這一互聯網新業態的治理相關議題應得到更為嚴肅的關注。
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進入互聯網時代，傳統的傳受模式遭到解構，圍觀權力在網絡直播領域被重新分配。多個直播間并存，以及多數人隨時圍觀某個主播的傳播形態，讓直播生態呈現出層叠性、隱蔽性和錯時性的特點，這對原有的監管方式與理念構成了挑戰。
再加之，網絡直播平台與直播者在事實上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的的關系，決定直播平台在監管中有所保留的態度，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現有的監控政策。在相關事件的網絡評論中，不少網友直指網絡平台方在內容審核中選擇性把握尺度，默許利於引流但實則不符合相關規定的內容存在并傳播。可見，平台的自我“規訓”已異化為自我設障。
對於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網絡直播亂象，確有必要加強監管執法、強化黑名單制度以提高直播者的違法成本，平台方也應切實落實主體責任，規範并完善平台關於隱私權等的規則界定，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減少內容審核盲區。更為根本的，或是包括監管部門、網絡平台方、互聯網用戶、社會組織等在內的多個主體就何為以及如何達致虛擬直播間中的理想傳播情境達成共識，探索形成一種協同治理的模式，并在明確的規則引導下實現動態平衡。（來源：光明網 作者：光明網評論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