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為降低疫情衝擊對民生帶來的影響，國務院辦公廳此前就印發《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提到要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
而在地方層面，為保障民生需求，促進消費，穩定就業，包括成都、杭州、許昌等在內的多個城市已經采取措施引導攤販集中規範經營。如成都目前已設置臨時占道攤點、攤區2234個，大型商場占道促銷點82個，允許流動商販經營點17891個，增加就業崗位10萬個以上，中心城區餐飲店鋪複工率超過98%。
從實施效果來看，允許臨時占道經營，增設便民服務點，城市管理變“堵”為“疏”，這既體現了城市管理的政策彈性，又體現了城市的包容和溫度，方便了民衆生活，穩定了就業，促進了市場繁榮。同時，這些各具地域特色的市聲、市容，本身也能成為獨特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而暫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并不意味著要回到過去那樣的混亂無序狀態。對地方層面而言，要用善政去承接政策善意，在放開規定的同時，還需要出台更加精准的管理政策。
一方面需要促進就業，方便民生，集聚消費人氣，優化營商環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探討建立長效管理機制，為商戶更好地解決問題、提供服務，實現城市攤販規範化管理，提升政策的精細化水平，以帶給商戶穩定的預期。
就此看，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的確是疫後的善意舉措，但對各地方未嘗不是深層次的啓示：“城市文明”跟人情味并不矛盾，保就業促民生，本也跟城市文明的內涵相通。（來源：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