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權責應當對等，任何政策必須有始有終。行政機關為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發布新的政策，對以往規定進行修正，往往難以避免。但如果政策變動造成了企業和個人的合法財產遭受損失，行政機關也有責任應該根據具體情況，或提供相關的救濟措施，或給予有關當事人一定補償。
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的“禁野令”，對此也有明確要求：“有關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支持、指導、幫助受影響的農戶調整、轉變生產經營活動，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一定補償。”不過，相對於“禁野令”執行的雷厲風行，相關的救助和補償措施出台和執行，卻似乎給人以慢吞吞之感。
對此，有些地方看到了養殖戶的艱難處境，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比如，貴州一些地方通過引導，幫助養殖戶消化存欄動物數量。比如把竹鼠、豪豬等作為食物，提供給非食用性利用的藥用蛇養殖戶。探索與部分制藥企業、旅游景區等合作，消化處理一部分在養野生動物。但這些工作還遠遠不够，難以覆蓋所有養殖戶，也不足以彌補他們的慘重損失。
因此，面對養殖戶的困境，地方政府亟需拿出更積極有力的措施。最近，廣東就提出給予合法養殖、依規停業的農戶一定補償。要求林業部門要積極配合當地政府，認真研究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後的應對工作，探索開展養殖戶轉型轉產、安置、補償和野生動物處置等，盡量減少養殖戶損失。相關扶持政策要想向養殖戶集中的貧困地區傾斜等等。
廣東的做法，給其他地方樹立了一個示範。人工養殖野生動物產業的退出，應當建立在妥善維護養殖戶權益的基礎之上，把對民生和經濟的影響降到最低。實際上，做好這樣“善後”，也關乎“禁野令”的成效，畢竟，養殖戶權益得到保障，他們會更有動力配合政府的處置工作，杜絕私下處置等問題。如此一來，“禁野令”在最後一公裡的執行才能暢通無阻。（來源：光明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