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的背景情況是，美國駐華大使館於2009年開始，對使館所在地的空氣進行PM 2 .5監測，並在境外網站上發布實時數據。據稱，這只是他們自己需要這些數據。然而，隨著智能手機的廣泛普及以及相關軟件的普遍應用，很多人可以從手機上獲得這些數據。這些數據信息又傳播到社交網絡例如微博上，引發“瘋傳”。現在人們知道了什麼是PM 2 .5，什麼是PM 2 .5的危害，什麼是國際上的安全標準。人們還知道，北京以及許多大城市的空氣中PM 2.5的濃度超出標準數倍，在一天中的哪個時段處於“危險”或“非常危險”級別。人們甚至還知道，美國大使館的監測儀器“爆表”，即PM 2.5濃度超出了儀器刻度的最大值，高到無法測量了。
信息塑造態度。知道了信息的公眾，自動而迅速地形成社會共識，選擇了上述第三種回答，即PM 2 .5問題，現在就是嚴重的公共問題，需要政府立即採取有力的應對措施。這就與環保部門的最初回答形成對峙和戰鬥；而在這場戰鬥中，公眾是贏家。環保部做出決定，PM 2 .5將納入空氣監測指標體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要求珠三角地區率先監測PM 2.5並公布數據，要求從與群眾利益切身相關的環保問題入手，加強環保民主。其他一些省市，陸續也有類似的政策表態。
PM 2.5問題是網絡時代的一起傳播事件。政府並沒有對PM 2 .5的認識，因此並沒有對公眾提供相關信息與知識。公眾是從網絡上知道PM 2 .5的。而國際標準與專業知識的存在以及無數個人都有“空氣不好”的共同體驗，這使公眾覺得自己的立場有合法性，從而極大加速了相關信息的傳播。這樣的傳播同時就是社會學習、社會辯論以及社會動員，它最積極的效果，是將公眾壓力和公眾訴求成功“打入”政府內部，轉化為政府的政策議程。
如果我們相信，政府的工作是要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那麼PM 2 .5問題暴露出極大的矛盾和差距。站在環境和健康的價值標準方面看，公眾的訴求具有正當性和先進性。自由的信息傳播將知識和力量賦予公眾，激活他們的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同樣具有正當性和先進性。而政府部門對於PM 2 .5的認識、政策準備以及工作進度表，卻未能證明自己的先進性。
這個矛盾和差距，蘊含體制改革的空間。環境意識覺醒的公眾，權利意識覺醒的公眾，占據新媒體傳播先機的公眾，對科層制下的官僚行政部門構成巨大壓力。能不能將其轉化為改革的動力？這是對政府的最大考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