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問題並不完全在於撤不撤街道，而是如何有效的發揮政府服務功能。中國城市管理的層級多，管理鏈條過長，有些事項需要層層蓋章、審批、彙報等等，大大降低了效率。在社區與職能部門之間，街道成了一個多餘的冗員，並消耗大量財政資源。但如果取消街道，那麼，社會管理可由社區自治實現，但公共服務職能由誰來承擔呢？
社區是一個居民自治組織，現在其大量精力放在處理上級政府和街道辦事處交給的各項任務，實際上成了辦事機構。民政部要求的改革方向是強化社區自治功能，但是，撤銷街道後的很多行政性工作可能會更多的壓在社區身上，從而讓社區的行政化傾向嚴重。
因為，社區的財政預算來自政府，資金來源將決定其自治的程度。比如，北京石景山區魯谷社區的改革就遇到這樣的問題，魯穀本想實驗將社區建設成為像人大一樣具有決策權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自治組織。但是，由於社區的財政由政府撥付，難以實現有效的自治，政府不斷分派任務並主導一切社會管理工作。
因此，在撤銷街道之前，必須將街道的公共服務職能明確的分解到不同部門。事實上，街道本身也承擔了很多本不應該承擔的工作，存在責大權小甚至是有責無權的現象，就如街道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一樣。撤銷街道並不能完全解決行政部門之間的權責混亂，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並不是割掉尾巴就能順暢。
因此，如果想要創新社會管理，前提是先理順和明確政府的職能，而不是層層推脫而陷入權責混亂的泥潭，影響效率。而要強化社區自治，就需要真正的賦予社區獨立地位，讓社區自籌資金，自我管理，否則，去掉街道這個“婆婆”，會有更多的“婆婆”要求社區承擔責任，更妄談自治。（時間：9月6日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